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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曹禺抗战时期思想倾向形成过程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10-22 12:09:19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戏剧大家曹禺先生在他前期以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创作的经典戏剧《雷雨》、《日出》、《原野》中,留下了“我的心总是向着穷人的”思想痕迹。进入抗战时期,曹禺受到一些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思想影响,尤其在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环境下,于颠沛的流亡中,接触了徐特立、周恩来等共产党的高级人士后,使得曹禺追求进步、向往延安、追求光明的思想更加强烈,反映到他创作的抗战戏剧中,就有了所谓“亲共”思想倾向,之后思想逐步向党靠拢,到46岁时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抗战期间是曹禺思想倾向转变形成的重要阶段,本文拟叙述这一时期曹禺的思想倾向形成过程。
  26岁时的曹禺,在天津河北的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二部经典戏剧《日出》之后,1936年8月应国立剧专校长余上沅之邀,来到南京,在刚刚创建一年的国立剧专任教,教授《剧作》、《西洋戏剧》、《现代戏剧与戏剧批评》、《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等课程。曹禺住在南京的四牌楼附近,对面即是国民党“第一模范监狱”,监狱里经常发出铁镣的响声,还看到犯人做苦工时被折磨的惨状,这种充满恐怖的气氛,对曹禺创作《原野》很有影响,教学之余,他创作出了第三部经典《原野》。就在本年,曹禺结识了对他思想和人生影响很大,在国立剧专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杨帆。扬帆(石蕴华)是于1935年8月,应邀并随余上沅到的南京,被聘为国立剧专学校筹委会秘书兼总务主任,实际上承担了筹办学校的全部具体工作,从寻觅校址、购置设备到聘请教师、组织招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完成了建校任务,第一期在10月18日正式开学。扬帆的办事能力,得到了同时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和训导委员会主任张道藩的赏识,被他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秘书兼训导委员会秘书,利用这个要职,他掩护校内进步师生,积极参与南京的进步戏剧活动。曹禺与他接触熟悉后,他希望曹禺“写东西不讲明阶级,至少也要讲明阶层啊”,曹禺还记得“他在操场上为我一人低声唱了一首歌,唱完问我:“这首歌好不好听”?我说:“好听”,他告诉我这就是国际歌。那时,南京白色恐怖比较厉害,他经常到我家来,骂张道藩”。扬帆的言行,助长了青年曹禺追求进步的思想。
  第二年,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7日开始,描写农民复仇的《原野》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由上海业余实验剧团演出,据说因抗战爆发,剧场观众不多,而同日由中国剧作者协会会员集体创作,上海百多名影剧界爱国人士参加的大型抗战话剧《保卫卢沟桥》在蓬莱大戏院公演,却轰动一时,盛况空前。可想而知,在全民族激忿填膺的时刻,任何与其主题不相干的创作,哪怕是经典也会被暂时冷落的,这给曹禺思想上很大的震动,明白了投身抗战,为全民抗战作贡献才是最重要的。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了,在南京,由于日寇大肆轰炸,大部分学校开始转移,8月国立剧专西迁长沙时,曹禺因哥哥万家修病故,到天津“奔丧”,还遭到日本特务的追踪,他遂化妆为商人,乘英国泰古公司轮船,绕道香港经武汉再转长沙,回到剧校。在长沙,使曹禺难忘的一件事是12月11日听徐特立讲演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当时闻讯而至的三、四千人把长沙银宫电影院挤得水泄不通,曹禺对徐老讲的“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道理甚为感动。他回忆说:“我从来不愿找什么人,却在一大清早特意跑到徐特立的住处去访问。不巧,他外出了,看见他的一个小卫兵只有十四五岁,我们谈起来,他说他为徐老打水洗脸,搞点杂务,徐老对他很好,还教他识字,俩人睡在一张床上,他很爱徐老,这给我印象深刻极了。------这位老先生给了我极大的启示、鼓舞,我才写了抗战剧《蜕变》中的一个人物——梁公仰。”曹禺亲眼所见到的徐特立演讲和他们官兵平等、和谐融洽的关系,朴实的工作作风,对他的思想促动很大,这就是曹禺从心里钦佩、追求与向往的。后来有友人传信儿,说延安方面欢迎茅盾、巴金、曹禺、沈从文等十位作家去延安,曹禺开始多方联系,后来沈从文由武汉赴长沙,与曹禺同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拜访徐特立同志,商谈有关去延安事宜。由于当时日军对长沙的空袭越来越频繁,在长沙的各个高等院校,为了减少损失和牺牲,不得不再次向大后方云南、四川转移,国立剧专也奉命搬迁,所以去延安之事因故未能成行,但曹禺思想上追求光明、要求进步、跟共产党走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
  1938年年初开始,国立剧专开始了西去重庆的水上漫漫征程。离长沙顺湘江而下,从临资口入洞庭湖,经沅江、汉寿、安乡,过公安、漂江流穿港岔-----入长江,再逆水行舟经沙市、枝江辗转宜昌、万县、重庆、江安等地,一路水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甚是艰难。
  在近8年的流亡迁徙中,国立剧专把教学和抗战救亡运动紧密结合起来,边宣传抗战,边办学。曹禺与国立剧专的师生们同仇敌忾,组织起“战时巡回公演剧团”沿途演出,每到一地,已担任导师兼教务主任的曹禺总是保持一种高昂的抗战热情,亲自把锣拿上,鸣锣开道,招呼同学,招呼群众,一边高唱抗日歌曲,一边准备。战时几年中,积极创作编排演出抗战救亡戏剧,宣传抗战道理,唤起民众抗战的热情和行动。在条件恶劣的流亡办学中,组织“战时戏剧讲座”,曹禺总是第一讲。曹禺在一次“战时戏剧讲座”上发表演讲时曾说:“一切剧本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在当时全民抗战的氛围下,他对戏剧要义的阐述已经有了转变,思想有了明显倾向性。
  1939年4月,日机大肆轰炸重庆,国立剧专奉令疏散迁至江安。在这小城里,曹禺将他构思已久的抗战题材的又一大戏《蜕变》开始写作。写作期间,他谢绝一切客人,整日一个人坐在屋里写,差不多一个月时间。曹禺说,此剧的“关键还是在我们民族在抗战中一种‘蜕’旧‘变’新的气象,这题目就是本戏的主题”。这个戏虽然是以医院做背景,“其实,我写的是戏剧学院的事儿,当时很受欢迎,国民党企图把这个戏说成是拥护他们的,但我实在是在赞扬共产党。”剧中有一段寓意很深的情节,丁医生挥动着红肚兜同那个伤兵告别,就像是舞着红旗一样,这“红旗是我有意这样安排的,让大家看一看的。”一次演出时,蒋介石也来看了,他确实很灵敏,看过之后,传下话来,《蜕变》停止演出。原因之一就是剧中一小伤员,出于感激,送给丁大夫一个红肚兜,剧结尾时,丁大夫挥动着红肚兜与伤员告别,就像一面红旗在台上招展了;二是丁大夫之子丁昌伤愈重上前线,为什么要唱《游击队员之歌》。于是,蒋把张道藩叫来训斥了一顿,可张道藩认为写的是国民党军队打到了大都市。一位国民党宣传大员希望曹禺改动一下,曹禺说:“写戏还是我们内行,这样的事还是让我们自己来搞吧,”拒绝了修改。由于蒋介石的干涉,《蜕变》一度遭禁,但迫于舆论压力,后又不得不开禁。当时国共双方都很重视争取曹禺,国民党方面由张道藩做工作,拉曹禺加入国民党,曹禺本就对国民党厌恶,思想倾向已经是亲共产党的了,所以被他婉言拒绝了。
  抗战时期,曹禺在重庆还时常得到周恩来的关心。周恩来与曹禺是南开校友,是不同时期南开新剧团的成员并有共同的戏剧导师。1938年曹禺在重庆首次见到周恩来,1940年和1941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和《北京人》先后在重庆演出时,周恩来都看了,并找人在《新华日报》发文支持《北京人》,发表多篇推荐《蜕变》的文章。1942年曹禺辞去国立剧专教职,离开江安来到重庆厦门大学讲授英语,也教外国戏剧。有时接到周恩来的信,信中谈起《雷雨》、《日出》时充满惜才之情,并约他去曾家岩五十号。以后,曹禺多次见到周恩来,曹禺回忆说,“那个时候,只要是去曾家岩,走起路来就脚下生风,心里头也敞亮极了。一踏进曾家岩的的小门,就觉得把国民党陪都的污浊都撇在了外面,在这里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一眼看到周总理亲切的微笑,阳光就照进了心中。那时,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很穷的,有时吃不饱肚子,周总理知道了,邀我们到曾家岩和他一起吃饭。重庆的冬天十分阴冷,周总理看我穿的单薄,送给我一块儿延安纺的灰色粗呢,让我缝衣御寒。”“后来,我向周总理提出想到延安,想离开国统区的丑恶与阴暗”。周总理循循善诱,要我留下,他说:这里也需要人,国统区一样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当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曹禺曾说“《讲话》传到重庆,那时我不能全部弄懂。但我觉得应该反映现实斗争,应当去写工人农民。”受此影响,曹禺到重庆一家私人钢铁厂调查了两周,创作了《桥》的前两幕,讲述民族资本家与官僚资本家斗争的主题。“后来,我逐渐看清了,笔就是一种用来战斗的武器,我应当握着它,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1945年9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曹禺和其他社会人士在上清寺见到了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就国内和平进行谈判的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勉励他好好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对他说:“足下春秋鼎盛,好自为之。”这使曹禺终生难忘,更坚定了他跟党走的思想信念。
  曹禺从向往延安,创作抗战剧中有“赞扬共产党”的思想倾向,到受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以及周恩来的关怀和领袖毛泽东的勉励赞扬,使他激动不已。建国前夕,应周总理邀请,曹禺从上海转道香港来到北平,1949年6月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9月出席了全国政协会,次年2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此时的曹禺心情极度兴奋,“那时真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至此,曹禺满怀着极大的热情,真正步入了“为祖国,为人民,为无产阶级而写”的时代。1952年6月北京人艺成立后一直担任院长,他与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不断自觉地注重思想改造,积极主动要求入党,1956年终于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夙愿,成为了一名党员。他忠心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工农兵而创作,为无产阶级而写的思想倾向与血液融合,浑然一体。在后来几十年中,他全身心投入,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服务工作的同时,曹禺虽然为人民创作出了《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一些重要戏剧作品,然而却再未出现像《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类似的经典作品,成为曹禺自己和人们公认的遗憾。
  作者简介:王海冰,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馆长
  参考文献:
  [1]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
  [2]剧专十四年编辑小组编:《剧专十四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
  [3]谢增寿,张祐元:《流亡中的戏剧家摇篮》,天地出版社,2005年。
  [4]曹树钧:《中国,你是应该强的!》,《剧作家》2015年4期。
  [5]李乃忱:《国立剧专史料集成》,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
  [6]《上海通志大事记1937-194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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