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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先生的一封佚简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3 09:43:25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曹禺先生的一封佚简

                                       华师大中文系   宫立

 

 

笔者翻阅民国报刊,在《学校新闻》1937年第64期上读到《曹禺先生来信   关于他在中大的讲演》,不见于《曹禺全集》,当为佚简。现照录如下:

编辑先生:

    承惠寄《学校新闻》第六十三号一册,十分感谢!不过,贵刊所载鄙人在中大演讲,与当时实情大有出入:

    第一、当时只是闲谈,并无这样吓人的题目,如“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

    第二、我并没有提起任何剧团来批评,所谓“南国剧社”的记载,不确;提到“四十年代”说他们演出的戏“是给有闲有钱的人看了消遣的”更不确。(相反地,我以为“四十年代”在南京的几次完美的演出,有些戏决不为“有闲有钱,只图消遣”的观众所喜的。)

    至于说到“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话剧的是‘南国剧社’,这位代我投稿的先生确实杜撰得太离奇了。其他,或删或改,或添或误,尤其是语气上的恣肆,都令人莫名其妙。诚恳地希望先生能把这封信刊登出来,免滋误会。再三拜托。匆匆,敬颂   撰安!

                                            曹禺谨启     六月十日

查《学校新闻》1937年第63期,刊有《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在中央大学文艺研究会讲》,署名曹禺,全文如下:

话剧是舶来品,我们的祖先没有什么话剧,也从来不知道有什么话剧,即使跳舞唱歌这些花样在过去也是没有的。话剧初介绍到中国来时称为新剧,用来分别我国的旧剧的,后来又在新剧上加文明二字,所谓文明新戏,意思即是将本国的大鼓,京戏等看做野蛮的旧戏,再后进步了一些,将文明新戏改称话剧,到这时,在内容方面也有了进步。从观众的态度方面看:也可见到话剧在中国演进的痕迹,我记得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话剧的是话剧史上颇有地位的南国剧社,他们首次公演时,,所谓观众只有一个,而且这个观众还是一个厨子,他替主人买了戏票,后来主人没有兴趣来看这话剧,叫厨子做代表来看,所以这次连一个真正的观众都没有,可见中国的观众对于话剧的兴趣也是逐渐加深的。

在编剧及导演手法方面也是一般,我曾看过一本杂志上刊着中国最早的话剧,它的布景是左面是山,右面是海,中间是森林,有一男一女在台上谈话,女的叹着气说:山呵!海呵!爱情呵!我愿用最大的爱火燃烧那森林。所以那时的剧本时幼稚得可怜的!那时的社会问题剧更其可怜,大概是这样:一个经商的小商人因灾荒逃到城里,蛰居在城市的贫民窟中,开幕时有妇女两个在对谈,女问为甚不能再乡下住!父亲:冰灾啊,水灾啊的说了一大套,女人问为甚么住在这里啊,父亲又唠唠叨叨的说了一老套,这样的对话要费上一小时,最后,父亲说:我乏了,叫你母亲来谈吧,于是他走了。所以那时的剧本是一些也没有技巧和方法的。

现在中国的话剧显然的进步得多了,有一位美国的戏剧家看过剧联演出的《大雷雨》以后,非常惊异,出乎意外的中国话剧有如此的成绩,尤其对于演员赵丹大加赞誉,说他表演的深度,具有可塑性BLasticity,在美国也很少见,这可以证明我国的话剧的确有很大的进步了。

还有以前的演戏毫无规律,编剧与导演可以不分开的,现在不然了,有编剧的,有导演的,有演出的互相得到全体的协和Unity,分析出来批评也是可以的,兴趣和程度在提高得多了。现在的观众对于话剧也能够领略“弦外之音”了。又其次,那些长得肥肥胖胖的剧院经理老板们,他们对于话剧的态度也改变了,从前他们一听说演话剧便都摇头,现在话剧也拨得上算盘了,他们已经欢迎话剧搬上他们的舞台了。

从各方面看,我国话剧的确有很使人满意的进步,然而这还不能算十全十美,目前的成绩离理想的目标还远得很,完美玩味到它的进步,另一面完美也应检查其弊端:

第一;我国话剧虽说渐渐接近现实,但不深刻,仅是表面的接近,而不是真正的打动;仅能把部分的社会问题搬上舞台,却没有把整个的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第二:我国话剧不能普遍,话剧不是娱乐品,试问在此年头,能出一元六毛钱到世界大戏院看戏的能有多少呢?照人口比例起来,仅有百分之0.02还不够,可是一般真正的看戏的人都没有办法走进戏院,这样下去,中国的话剧运动是很危险的。不能普遍化,就是不能大众化。

第三:中国话剧还不够成为真正中国的,用花来作譬,一切文学艺术都与花一样,花离了土不能生长,中国花应有中国的土气,但中国话剧大都没有中国底土气。具体说,中国话剧还太抽象化,观念化,不能和中国现在的真正环境,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第四:是技巧上的问题,现在中国的话剧还没有完全把西洋技巧学习过来,加以运用是事实,但学了不像样,如吃东西一样,没有将它消化。

关于注重现实生活,运用外国技巧,采取中国材料三点,已有人注意,但往往犯了公式化,理想化的毛病,他们只知道用说教的言词来打动人,而不知用感情来打动人,其结果仅给人一个公式。此点须改良。至于普遍化更难做到了,像“四十年代”演出的戏,是给“有闲有钱的人看了消遣的,真正的艺术中需和现实社会融合起来,过去的话剧仅能表现社会一部分的生活,倘把整个中国现代社会融合在戏剧中间,那么它底内容常然更充实起来。

 

从这封佚简可知,曹禺先生确实在中央大学文艺研究会做了演讲,按他自己谦虚的说法是“闲谈”,只是当时并无“中国话剧应走的路线”这样“吓人的题目”而已,并且“闲谈”的记录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无论是语气还是具体内容。

虽然这份演讲记录稿记录失实,但我们仍能从中读出曹禺先生对当时中国话剧得与失的整体评判。从对编剧、导演手法、外国评论等方面的变化考量来看,曹禺先生认为中国当时的话剧虽有进步,但仍有不少弊端。他说中国的话剧“虽说渐渐接近现实,但不深刻,仅是表面的接近,而不是真正的打动;仅能把部分的社会问题搬上舞台,却没有把整个的现实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不能普遍,不是娱乐品”,“不能普遍化,就是不能大众化”,“没有中国底土气”,“还太抽象化,观念化”,“不能和中国现在的真正环境,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没有完全把西洋技巧学习过来,加以运用”。应该说,曹禺先生的这些剧论对当时中国话剧发展问题的诊断是“一语中的”,即使今天看来,也并未失去其价值。中国话剧的本土化,中国化,大众化,现实化,仍是所有话剧研究者需要不断研究的课题。

曹禺先生说“第一次在中国上演话剧的是‘南国剧社’”这个说法“杜撰得离奇”。查相关文献知,第一次在中国上演的话剧应该是“1908年王钟声和任天知合演的《迦因小传》(《迦因小传》是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由任天知据包天笑译文改编为剧本)” 1。徐半梅也曾回忆,《迦因小传》演出的地点是在上海广东路上的春仙茶园,他说“这一次《迦因小博》,才把话剧的输廓做象了。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次演话剧,是什么戏?就应当说:是这一出《迦因小传》。虽不能称十分美满,总可以说是划时代的成功。以前种种,都不成话剧(甚至可称话柄)。到了这一出《迦因小傅》,刚象了话剧的型。” 2曹聚仁在《上海春秋》写有《王钟声与任天知——从〈黑天吁天录〉到〈迦因小传〉》也赞同徐半梅的看法。1943年,曹禺先生应中央大学中文系邀请,还开设了戏剧概论课。

 

注释:

 

[1]郭富民.插图中国话剧史[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2]徐半梅.话剧创始期回忆录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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