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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曹禺经典在全球的演出及其深远的影响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10-22 11:48:05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提  要:曹禺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戏剧大师。自《雷雨》问世以来,他的五大经典在全球五大洲舞台上广泛演出,有力地推动了曹禺经典的翻译、出版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岁月的推移,必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关键词:曹禺  五大经典  全球舞台  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华延,上海戏剧学院教授
  曹禺是中国现代首屈一指的戏剧大师。他的剧作清晰地透视出中华民族在20世纪上半叶由贫困衰败走向现代文明的苦难历程,艺术而真实地再现了在这个历程中剧作家独特的感受和思考,表现了彻底的反封建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剧作既继承了中国古典戏剧高度凝练的审美特色,又创造性地吸收了西方几千年戏剧的精华养分。它们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长久地保留在中外剧坛上,焕发着超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
  自1934年曹禺处女作《雷雨》问世以来,曹禺的五大经典(《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话剧《家》),80多年来在世界舞台上历演不衰。曹禺经典业已被历史证明,是中国剧作家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艺术精品。
  一、曹禺经典在世界五大洲演出、传播概况
  曹禺剧作分三个时期(一)早期(1933-1937),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二)中期(1938-1949),主要作品有《蜕变》、《北京人》、话剧《家》;(三)后期(1949-1996),主要作品有《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
  曹禺经典在全球的演出也分为三个时期。
  1.初步介绍时期,曹禺经典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第一个时期,从1935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随着曹禺早期、中期作品的问世,曹禺作品在国内日益广泛演出的同时,也开始向国外介绍。
  中国留学生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这一时期曹禺经典开始在国外演出。《雷雨》在国内首演是浙江上虞的春晖中学、山东济南女子师范学院的“六一剧社”。
  《雷雨》一剧在国外的第一次演出是在日本东京。按当时公演预告说明书所载,导演是吴天、刘汝醴、桂镇南(即杜宣),演出时间是1935年4月23、28、29三天,地点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这次演出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留日学生,影响十分深远。演出之后,《雷雨》成为留学生们议论的一个中心,日本报章也发表了不少报道和剧评。日本朋友惊服了。在东京帝国大学新闻上,影山三郎在《需要理解中国戏剧》的专论中,认为“由这次留学生的公演,使我们对中国戏剧的概念,根本推翻了。”赞扬中国戏剧已经跨过了梅兰芳阶段,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留学生的演出水平自然要远胜过浙江、山东的中学生。每次排练时,他们都认真体验剧中人物的感情,精心安排场面,舞台美术也都是日本戏剧专家帮助完成的,留下了不少剧照。留学生们十分懂得媒体宣传的重要。他们不仅在日本广为宣传,而且迅即将演出的成功反馈到国内,1935年初夏,上海《新闻报》、《申报》等报刊迅速报道了他们演出的盛况。因此,我们可以说,《雷雨》在国外第一次演出的影响远胜过国内的首演,充分显示了中国留学生向世界宣传曹禺剧作的开路先锋作用。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曹禺剧作在世界舞台演出频率最高的是《雷雨》、《日出》、《原野》三个剧本。如1946年7月,《雷雨》在汉城演出,连演70多场;同年12月,《雷雨》译成越南文,在越南公演时场场客满;1948年韩国革命剧场公演《日出》,创造了当时演出时间最长的纪录……
  这些演出有力地推动了曹禺经典剧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这是这一时期曹禺经典传播的又一特点。
  剧本与别的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不同,它不仅仅是一个案头创作,它的生命力必须在演出中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曹禺剧作在国外的演出,这一时期就已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它对曹禺经典剧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的巨大推动作用。
  因为演出的需要,《雷雨》很快便翻译成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和英文。演出之后,观众进一步认识了剧本,又迫切要求看文学剧本,于是又推动了出版。《雷雨》1935年5月译成日文,次年2月便由东京汽笛社出版,书一发行便成为畅销书。鲁迅当月便在上海买到此书。阅后,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郑重地向他推荐中国“最好的戏剧家有郭沫若、田汉、洪深和一个新出现的左翼戏剧家曹禺。”[①]
  演出的成功也推动了曹禺剧作的评论和研究。1935年《雷雨》在东京公演,盛况空前。正在东京创作长篇小说《春》的巴金连看两次演出,立即写了《雷雨在东京》发表在《漫画生活》5月号上。秋田雨雀观后,在《雷雨》日译本序中指出,曹禺“是中国唯一的古希腊悲剧的研究者。”“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家庭悲剧,由这位作者赋予意义深刻的戏剧形象,这是最使人感兴趣的。”郭沫若也在观后评论中说:“《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于全剧的构造、剧情的进行、旁白的运用、电影手法之向舞台艺术输入,的确是费了莫大的苦心……。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②]这可以说是曹禺演出史上对《雷雨》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有份量的评论。1939年武汉合唱团在新加坡演出《原野》的成功,使著名作家郁达夫观后立即撰写“《原野》的演出”一文,这也是演出推动曹禺剧作评论和研究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曹禺剧作在国外演出这一时期的两个特点,以后的演出史进一步证明:这已是曹禺剧作在世界舞台上演出的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成为曹禺演出史上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和传统。
  2.逐步拓展时期,从1950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除十年动乱(1966~1976)阶段外,曹禺的经典在国外的演出进一步拓展,出现了一个突出的现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广泛演出曹禺经典。
  从1957年11~12月,苏联先后有9个剧院与中国剧协和北京人艺联系,要求演出《雷雨》;1958年2月,《雷雨》在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高尔基话剧院连演50场;同年3月,《雷雨》在莫斯科中央运输剧院、普希金剧院同时上演;1960年1月阿塞拜疆上演《雷雨》。[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剧院海报上最常见到的是曹禺名剧。为了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剧《大雷雨》(俄文原名《雷雨》)相区别,它有时被译成各种不同的、但彼此接近的名称,如《雷雨》、《暴风雨》、《台风》“这个剧本给中国的戏剧作品带来了广大的声誉,光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有六十五家剧院把它列为保留剧目。”据不完全统计,《雷雨》这一时期在苏联演出了两千多场。
  受此影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上演曹禺剧作。如1958年6月,匈牙利首都布加勒斯特裴多菲剧院公演《日出》;1959年6月,罗马尼亚上演《雷雨》;1961年3月,捷克斯瓦那城上演《雷雨》;1963年,阿尔巴尼亚区地拉那人民剧院公演了《雷雨》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三:
  (1)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特定时期的历史需要。建国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它友好国家的支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对外关系上,我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联系,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由于政治原因,我国当时的外交政策实行“一边倒”的政策。1958年,国家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曹禺剧作的英、法、印地文译本,曹禺剧作的对外传播开始纳入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计划轨道。与我国外交政策重点相一致,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出交流很自然地列为重点。
  (2)中俄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与传统友谊。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俄两国文化交流频繁,俄苏文化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学习的重点,曾经受到过巨大的影响,并建立了传统的友谊。1961年《曹禺戏剧集》俄文版问世,曹禺说它“使我回忆起了多年来苏联文学对我的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我不能忘记在大学学习时许多的夜晚阅读《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和别的苏联文学作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的激动。”[④]曹禺的这一回忆代表了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感受。中国艺术家熟悉苏联艺术,苏联人民也希望通过中国话剧的演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艺术。
  (3)国内“曹禺热”的影响。
  1956年1月,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和随后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制定了对知识分子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正确政策,促进了这方面事业的繁荣。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热”,戏剧领域集中表现为“曹禺热”。曹禺戏剧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有计划地出版、发行(每次出版印数高达万册左右,这在曹禺剧作出版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全国获得了广泛的演出。中国国内蓬蓬勃勃的“曹禺热”,很自然地引起了国外文化界人士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戏剧家们广泛的关注。
  曹禺剧作在苏联的频繁演出,有力推动了苏联对曹禺剧本的出版和研究。1961年1月,苏联艺术出版社出版精装的《曹禺戏剧集》(俄文版)共二卷。第一卷收录了《雷雨》、《日出》和曹禺写的《作者的话》;第二卷收录了《北京人》、《明朗的天》和苏联学者B•彼得洛夫撰写的长篇学术论文《论曹禺的创作》。《论曹禺的创作》文长一万五千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曹禺的创作道路,并对曹禺代表作的思想艺术成就作了扼要的论述,指出“动作的紧张性,形象的精确描绘,对话的生动性,结构手法的严密……充分表达了这位有才能的爱国作家的才华。”[⑤]
  在苏联出版的另一本题为《中国现代戏剧》的集子中,也收录了曹禺的剧作,书中所附的序文中,对曹禺剧作也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曹禺的剧作“以有力的独到的艺术手段表现出人民必定胜利”。[⑥]
  本时期最后十年(1966~。1976),正值中国十年动乱。剧作家曹禺本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他的全部剧作被打成毒草,禁止上演。但是,世界人民并没有忘记曹禺。正如著名华裔作家赵浩生先生所说:“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当样板戏独霸舞台,整个中国金玉不振、瓦釜齐鸣的时候,人们更崇敬他的艺术,等待着有一天他会重新出现”。[⑦]
  就在这一时期,1971年、1975年日本先后出版了松枝茂夫、吉田幸译本与吉村尚子译的两种《北京人》的译本。1975年香港市政局还主办了“曹禺戏剧节”。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曹禺剧作强大的生命力,任凭黑暗势力如何诬陷、徘谤、封锁、禁锢,都阻挡不住曹禺经典剧作的火焰在中国与世界的燃烧。
  3.全球关注时期(1977~2015),从1977年至2015年。这一时期,曹禺剧作的演出已经遍及全球五大洲,在演出质量和数量上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曹禺经典演出地域遍及全球,演出剧目更加广泛,并在西方世界开始引起重视。
  在第一、第二时期,曹禺剧作主要在亚洲、欧洲以及南美洲国家演出,这一时期已经拓展到澳洲和非洲。1988年11月,澳籍华人江静枝女士与来澳探亲的上海著名话剧演员李家耀夫妇一起筹建澳洲第一个华人业余剧社,选择《雷雨》作为建社第一个公演剧目,特邀李家耀为剧社讲学七次,并与电影《雷雨》主演顾永菲进行交流。《雷雨》在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公演后,获得很大成功,澳洲侨胞、新闻界、学术界对这次演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充分肯定了曹禺剧作在澳洲大陆的第一次演出。由于这次演出成功的推动,该剧社以后又成功地公演了历史剧《吴王金戈越王剑》(白桦编剧)和歌诗剧《梦里早知身是客》(江静枝自编自演),促进了澳洲戏剧活动的开展。
  曹禺剧作还在尼罗河畔的埃及获得了知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埃及首都开罗艾因-舍姆斯大学中文系,有二、三十位硕士、研究生和几十位本科生,都十分热爱曹禺及其代表作《雷雨》、《日出》,称曹禺为“最可爱的剧作家”。每年仲春,该校中文系都举行一次“中国文化周”,学生们争演的保留剧目之一就是《雷雨》。埃及女大学生纳希德主演的蘩漪“特别成功,获得文化周一等表演奖”,被誉为“埃及的蘩漪”。[⑧] 演出极大地激发了埃及大学生们研究、翻译曹禺剧作的兴趣。女博士研究生伊曼发表了《曹禺戏剧语言的艺术风格》学位论文,另一位来自金字塔国家的博士生阿齐兹第一次将《日出》译成阿拉伯文,由科威特一家出版社出版。
  这一时期的演出剧目,已不局限于曹禺早期的三部曲。
  二、曹禺经典在日本的演出和研究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源渊流长,长期以来,中日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曹禺先生曾三次访日,与日本人民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日本是世界各国中,演出曹禺经典最早、最多,研究曹禺经典最全面、最深入的一个国家,在曹禺经典演出史上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
  在曹禺经典的世界演出史上, 1935年《雷雨》在东京的第一次演出,就是两国戏剧工作者密切合作的产物,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结晶。此后曹禺的经典一直活跃在日本的舞台上,日本是演出曹禺经典剧目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演出地区最广的一个国家。这充分显示了日本人民对曹禺剧作无比的热爱,也生动体现了日本民族勤奋好学、勇于接纳一切人类文化瑰宝的优秀品质。
  由中国留日学生组成的“中华同学新剧公演会”,在日本东京首次公演的是曹禺的《雷雨》。此剧在1935年4月27日~29日和5月11、12日共演五场。
  1936年《日出》才发表,1937年3月19日~21日留日学生就在一桥讲堂演出了《日出》。当年参加《雷雨》、《日出》等剧演出活动的著名剧作家颜一烟,过了将近半个世纪回忆起这些演出,还充满了对日本友人的感激之情。她说:“我们的演剧,得到上万留日同学的支持,得到中、日广大观众的支持,也得到许多朝鲜青年的支持,而特别要说的是:日本进步戏剧界给我们的支持、帮助和指导。日本著名的戏剧家千田是也、秋田雨雀、山川幸世、村山知义……经常看我们排戏,协助导演;并在装置、灯光、效果、化妆、服装……等多方面给我们以帮助。伊藤喜朔亲自帮我们舞台装置的设计和制作;‘东京艺术座’的清洲すみ子亲手帮我们化妆。我们同日本朋友相互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使人们至今念念不忘。”[⑨]
  从1935年到1985年半个世纪之中,在日本本土先后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家》、《蜕变》、《明朗的天》六个大戏。几乎是曹禺的主要剧作,在日本全都上演过。
  日本戏剧界人士中,演出曹禺剧作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也是十分令人敬佩的。1981年12月日本东京民艺剧团演出的曹禺经典《日出》便是十分生动的一例。这个戏的翻译、导演内山鹑是日本戏剧界著名的导演,他对一味追求西方的日本文化深感不安,他立志为发展日本民族戏剧作些贡献。1977年秋至1978年秋,他曾前往欧洲进行了一年左右的研究考察。以伦敦为据点,约逗留了十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去过300来次剧院,观看了270多场戏剧。体会到,不论是哪国的舞台,它都散发着该国传统的气息,使他暗下决心,今后要在发展日本民族戏剧方面多下点功夫。
  1980年民艺剧团演员出身的指挥宇野重吉建议内山鹑排演《日出》,他欣然同意。为了演好《日出》,内山鹑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他事先认真研究剧本的修改方案和演出《日出》的意义。在讨论文本修改之后又专程向北京人艺《日出》剧组学习,1981年9月在刁光覃导演陪同下拜访了曹禺。
  经过五十天的反复排练,民艺版《日出》终于迎来了初演的这一天。难度最大的当然是第三幕,舞台上扮演翠喜这一角色的箕浦康子的内存气质、演技颇佳,小牧扮演小东西也很卖力。舞台中央装上吊绳确实麻烦,后来还演得不错,但观众几乎听得见她的呼吸声。真野响子扮演的陈白露很成功,扮演黄省三的长浜滕夫两年后去世了,他不愧为战前的著名演员,完全体会到了穷苦人的气质并将其表现出来。
  民艺版《日出》11月19日先在歧阜市初演,12月来东京公演,1982年3月又到大阪演出,总共上演五十场,所到之处均很受欢迎。被日本曹禺研究专家饭冢容誉为“迄今为止在日本最完美的曹禺剧作演出。”曹禺剧作的巨大魅力征服了新一代的日本观众,内山鹑的努力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
  (二)
  日本民族是一个勤奋好学的民族,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也是孜孜不倦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伟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日本学者都研究得相当深入。与曹禺经典演出紧密相关的,曹禺经典的研究也是日本学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领域。
  日本的曹禺研究有着三个显著的特点:
  1.信息及时,基础扎实
  文本研究、生平研究是曹禺研究的两个基础领域,日本学者历来十分重视。日本学者十分关注曹禺经典剧作的出版情况和演出动向,这方面的信息十分敏捷。
  1936年第一个日译本《雷雨》一问世,当年即有七篇《雷雨》的书评。1937年《日出》在《大公报》获文艺奖金,当年日本就有报道。1942年《北京人》在中国一出版,日本《中国文学》上就有书评。甚至连曹禺创作的独幕喜剧《正在想》,连中国本土都不太重视,1939年10月演出,1941年5月日本就有评论。
  2.视野开阔,研究深入。
  日本学者的曹禺经典剧作研究不仅文本面宽,而且研究视角多样。除文本研究、生平研究外,他们还从创作心理学、版本学、宗教学、比较研究、女性文学、研究史学等多种视角、多种方法进行探讨,而且研究步步深入,显示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
  例如在文本研究方面,佐藤一郎的《古陶和黄土的子孙》这篇论文是研究《北京人》的。文中对《北京人》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着重分析了《北京人》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渊源。文章认为,曹禺是一个“把满腔热情倾注到造型上”的造型力非常卓越的作家。他的造型能力使全剧紧紧地把握而成为一个浑然一体的世界。他能大胆地去掉多余的部分,其余皆归我取。文章还指出,曹禺的造型能量的源泉来自中国文学的传统,“正是中国传统内部的造型意识从而获得近代睿智,这个睿智的名字,就叫曹禺的现实主义。”作者认为曹禺接受过外来的影响,但他同时指出:“欧洲理性教给曹禺的是对于渗透着古陶和黄土的子孙血液的民族自觉,曹禺每次进入欧洲,对中国的理解就更进一层。”所以曹禺塑造出来的人物,仍然是“古陶和黄土的子孙”。立论新颖,发人深省。2006年导演王延松在构思天津版《原野》导演处理时深受该文启发。
  3.重视舞台演出研究
  日本的曹禺经典剧作研究有两次高潮,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这两次高潮同时也是曹禺经典剧作在日本演出最活跃的时期,曹禺经典剧作的演出明显地推动了曹禺研究。
  根据饭冢容先生收集的日本曹禺研究史资料,笔者作了一个统计,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学术界共发表曹禺研究论文、文章100余篇,其中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是50年代,近30篇;另一个时期是80年代,共40余篇。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日本的曹禺经典剧作演出十分活跃,先后有新协剧团演出过《蜕变》、《明朗的天》,稻之会剧团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雷雨》还多次重演。此外,还有东京以外各地剧团演出的曹禺剧作,如神户道化座剧团演出的《雷雨》,歧阜齿轮剧团、名古屋演集团演出的《雷雨》和《蜕变》等。
  20世纪80年代也是曹禺剧作在日本演出相当活跃的时期,有东京民艺剧团演出的《日出》,关西大学在大阪演出的《雷雨》,上海人艺在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演出的16场《家》等。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曹禺剧作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引起日本学者逐渐重视演出的研究,著名的日本曹禺研究学者濑户宏在这方面给予的关注尤其多。濑户宏教授1952年生于大阪府,:1975年从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毕业,1982年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课程毕业,同年应邀去中国东北师范大学任“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日语专家,1984年在早稻田大学语言教育研究所任兼职讲师,1991年开始在摄南大学国际语言文学部任副教授。濑户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研究中国话剧史,发表有关中国话剧史的论文数十篇。80年代以后,濑户宏积极从事中日戏剧交流活动。
  濑户宏对曹禺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他特别关注曹禺剧作的演出。1991年,他在专著《中国的同时代戏剧》里介绍了《王昭君》的演出情况和1983年北京人艺演出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时曹禺对该剧的剧评。同年,他参加在天津召开的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发言。1995年,大连话剧团在北九州市演出《雷雨》时,担任该剧的同声翻译和说明书的编写。1997年参加在石家庄召开的曹禺学术研讨会,发表“中国旅行剧团和《雷雨》”的演讲,详细回顾了中国现代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中国旅行剧团的《雷雨》演出史。1998年,在专著《中国戏剧的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里,详细分析曹禺作品在中国话剧史各个阶段上所起的作用,对曹禺的前期作品尤其是《雷雨》给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曹禺解放后一些作品和文章如《明朗的天》、《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等所存在的问题。
  2000年10月,濑户宏应邀出席湖北潜江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对北京人艺新版《原野》的评价问题,同与会中国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在会上,他还作了原文长达万余字的论文简要报告,题目为:“试论建国后曹禺作品演出情况——以《雷雨》为主”。文中最后归纳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对剧本《雷雨》、演出经过了各种各样的修改。这里当然有政治上的因素,同时我们可以认为根据当年时代思潮读解作品,在演出上反映其结果。从这个观点上来说当年强调‘阶级斗争’的演出也是一种解释,我们在研究上不应该完全抹杀。
  总之,《雷雨》经得住时间的考验,除了文革时期以外在中国国内一直演出了。这证明《雷雨》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我相信《雷雨》以后根据反映时代思潮的变化将会继续读下去,也会演出下去的。”[⑩]
  这是迄今为止,日本学者研究曹禺《雷雨》演出史最详尽的一篇论文,其中的见解颇有见地、令人深思。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先生逝世,日本话剧人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日本朋友将他视为“日中话剧交流的核心,也是日中文化交流的象征。”然而斯人虽逝,艺术生命长存。日本学者半个多世纪的曹禺研究、日本剧人半个多世纪来对曹禺经典剧作的演出,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诚挚的友谊,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谱写了熠熠生光的一页。
  三、曹禺经典在美国、欧洲的演出和研究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曹禺剧作尤其是他的经典剧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诚如我国著名话剧表演、导演艺术家英若诚所说:“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话剧运动自五四以来的历程和艺术成就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对曹禺的剧作更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西方颇为流行的最早的一部研究曹禺剧作的学术专著《曹禺论》(英文版,刘绍铭著,香港大学1970年初版。同年香港文艺书屋另行出版,将书名由《曹禺》改为《曹禺论》),在导论中,作者传达了美籍华人学者林以亮的意见.认为曹禺的作品“浅薄得不能入流派”。刘绍铭一方而承认“曹禺是中国剧作家中最受读者和观众欢迎的剧作家”,但结论却是曹禺剧作“华而无实”[11]整体上是“失败”的。此书大体上可以代表20世纪70年代以及70年代以前,西方汉学界对曹禺剧作的评价。刘绍铭的这一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大陆一些曹禺研究学者的驳诘,认为贬乏过甚,“不符合曹禺创作构思的实际情况,……失之公允、客观,也不利于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视角探讨曹禺剧作获得成功的复杂原因。”[12]
  不仅如此,台湾的一些学者对这种论述也颇反感,他们认为曹禺“在中国剧坛上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有数典忘祖的喝洋水的所谓剧作家反而对他来个喝倒采”[13]不胜愤慨。
  对曹禺剧作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美国舞台上出现的严肃认真的舞台演出为美国人民正确认识曹禺剧作以极大的帮助。
  1953年4月《北京人》曾在纽约公演过一次,而1980年3月《北京人》在纽约的演出影响则更为巨大,因为它正值曹禺访问美国期间。这次演出在哥伦比亚大学曼西小剧场进行,肯特•保罗导演,卢•莱斯利翻泽,演员多为纽约市当地的职业演员,有美国人,也有韩国人、日本人。美国当代著名剧作家阿瑟•密勒观后大为赞赏,认为这是“一出感人肺腑和引人人胜的悲剧。”连对曹禺剧作批评较苛的美国学者夏志清也认为导演与布景设计“很够水准,曾家小客厅的布景尤其出色,看来极具美感。第一幕在舞台上展开,很引人人胜。”[14]演员中毛演的江泰尤为出色。
  同时演出的还有印第安大学的《日出》,在纽约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小剧场公演,也给美国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剧中扮演顾八奶奶的演员是一个美国人,长得很好看,上妆后也不是俗不可耐,令人讨厌。“她并不是怎么恶心就怎么演,而是通过几个紧要的地方.几种姿态.把这个丑恶人物的感觉传达出来了。”[15]
  1982年10月,美同密苏里州堪萨斯城表演艺术中心公演英语话剧《家》,大获成功,这次演出由密苏里大学戏剧系学生担任。演出时.不少观众为剧中人瑞珏、呜风、觉新、觉慧的命运留下了眼泪、美国评论界认为“《家》的演出使美国人深刻地理解了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这是理解后来发生的伟大的中国革命的钥匙”,此剧是该校“推出的一部舞台力作。”[16]一年半后.该剧导演英若诚还收到美国观众对此剧演出的反映。几位在剧中扮演角色的演员还写信给他,说“参加《家》的演出是他们毕生难忘的一次经历。他们不但在表演上学到了东西,而且对中国建立了感情,觉得中国离他们近了。”
  上世纪90年代《雷雨》多次在美国上演。1992年4月1旧金山演出过《雷雨》(剧专学生崔小萍导演)。1986年11月,南开大学外文系还组织过“我国第一个用英语演出经典剧目的剧组”。在将近一个月的巡回演出中,剧团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明尼苏达大学、圣克劳德大学等九所大学以及旧金山的斯坦福大学演出了十场英语《雷雨》,获得美国观众很高的评价。诺威那大学校长斯达克教授说:“这次活动远远超出文化交流,它创造了一条新的友谊纽带,这将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们。”[17]这次演出的导演是南开大学外文系美籍专家罗兰•费希尔,他与南开师生们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增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途径;这次赴美演出《雷雨》的成功随即产生了连锁反应,1988年5月南开大学日语专业学生排出日语《雷雨》,东渡日本,在玉川等六所大学演出两周,在日本也引起了轰动。
  上述演出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充分证明了曹禺经典剧作的魅力和他的独特而又巨大的艺术成就。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深入,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来来的方针指引下,中国艺术家与世界艺术家在艺术上的交流远远比改革开放前广泛而又深入,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外国、东方与西方之间的进一步了解。北京人艺著名表导演艺术家英若诚在美国排演《家》,由于他是以客座教授身份结合讲学进行排戏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因此,他就可以比较从容地让《家》剧组的演员的表演不停留在形似上,“而是要使演员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所扮演的人物。”为此他专门向演员讲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使遥远的、
  古老的中国在美国演员心里逐渐具体化、活起来。为曹禺经典剧作在西方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导演本人也从中获得崭新的表演教学经验。
  曹禺经典剧作在欧洲一些国家的演出,在艺术上还出现了多样化探索的可喜景象。
  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诺塔拉剧院演出的《雷雨》,在导演处理上更加开放。年轻的导演亚历山德鲁•达比萨构思独特、大胆、令观众耳目一新。他的独特处理主要表现在:(1)开场别具一格。大幕开启,“闹鬼”的客厅中,两个黑影蓦然散开,场灯渐亮,观众一下子进入剧情,展现他们眼前的是极富东方情调的老式客厅。(2)设计独出新裁,演出没有把蘩漪居住的二楼仅仅规定为一段楼梯,而是设计为半面开放式的二楼回廊,蘩漪不时出现在那里,向下窥望、倾听;周萍在那里向额上开枪,将暗场内容明场演出,并形成两个演区层次。(3)增加了一个不讲话的角色。他出现在暗处,暗示这里在“闹鬼”。第三幕,蘩漪“扣窗”,他在雷雨中出现,体现这是一个诡秘的报复。四凤、周萍触电之前,他又出现了,暗示不祥。周萍开枪自杀前,他出现了,以展示悲惨。侍萍向天怒号,蘩漪痛不欲生,他也幽幽地出现在一旁……这个角色具有象征性、多义性,他脸上画着京剧花脸脸谱,身穿《三岔口》刘利华那样的黑色短衣,在一旁手舞足蹈。表面看这一角色似与全剧不协调,但罗马尼亚观众却能理解并接受。此剧“演出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舞美设计奖。”[18]罗马尼亚各报刊、广播台争相评论、推荐。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演出,难怪剧院连演几十场,场场爆满。这样创造性地对经典剧作进行艺术处理,对我国的演出也是一个很好的启迪。我国曹禺经典名剧的演出,太需要这样充满艺术想象、构思新颖的艺术处理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曹禺经典多次改编成戏曲、歌剧、舞剧、电影、电视剧,既充分发挥各种艺术形式的特长,又进一步扩大了曹禺经典剧作在美国和欧洲的影响。
  1992年1月,歌剧《原野》由美国华盛顿歌剧院隆重推出。演出在美国最负盛名的艺术殿堂之一——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演出,这是西方大剧院首次排演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现代歌剧。此剧由曹禺女儿万方编剧,金湘作曲,李稻川艺术顾问,演员以中国艺术家为主,同时也体现了中美艺术家合作的精神,音乐指挥波利特•普豪特,导演利昂•梅杰都是美国人。首场演出结束,全场爆发出长达五分钟的掌声和欢呼声。导演梅杰说:“这是一部东西方音乐珠联璧合的杰作。”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说:“20世纪末最不寻常的文化事件之一就是中国音乐家真正成为西方歌剧中一支重要力量。”[19]
  1997年7月,上海歌剧院在德国、瑞士演出此剧又一次获得成功。在德国演出时,上海歌剧院与萨尔州歌剧院合唱团和乐队同台演出,在当地引起轰动;在瑞士演出时,瑞士古黄音乐节主席阿立奇称赞“《原野》是中国最好的歌剧,
  没想到中国有这样的歌剧。《原野》征服了瑞士……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原野》的音乐让我们的心灵相通”。通过歌剧艺术这一形式,《原野》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到美国、德国和瑞士。观众既欣赏了中国的歌剧艺术,又了解了曹禺精湛的戏剧艺术。
  根据曹禺同名话剧改编的电影《原野》在国外的首演,对传播曹禺经典剧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影片1981年由南海影业公司摄制,凌子、吉思改编,凌子导演,罗丹摄影。1981年9月在意大利第3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意大利电影艺术联合会最佳影片奖”,并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的荣誉。影片中花金子穿的红袄黑裙被送到法国博物馆展出,永久供世人观赏。这是新时期国内拍摄而在国际获奖的一部影片。这部影片不仅扩大了曹禺经典剧作的世界影响,而且在国内引起学术界重新评价《原野》、戏剧界重演《原野》的热潮。
  2004年2月根据《原野》改编的川剧《金子》(重庆市川剧院演出)应邀赴法国图卢兹参加“中法文化年”交流演出,深得法国政府的重视和法国人民喜爱,为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和川剧艺术走出国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图卢兹演出时,法国GRUBER国际演出公司总经理贝阿特丝•葵柏荷女士专程从巴黎赶来观看,并被《金子》的艺术魅力征服。在她的极力推介下,法国各大城市10余位剧场经理组成演出商团,专程来重庆洽谈引进《金子》去法国商演。
  贝阿特丝•葵柏荷认为,《金子》的戏剧元素与表现力可以和莎士比亚甚至古希腊的伟大剧作相媲美。川剧艺术的个性极为鲜明,对法国观众是一次全新的体验。[20]
  2006年,川剧《金子》再次赴法国20个城市进行为期2个月的巡回演出,大大地扩大了曹禺经典《原野》的世界影响。
  电视是当代影响力最大的传媒。这一时期,曹禺的经典剧作已经通过电视在全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1987年中央电视台与上海戏剧学院联合摄制了大型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曹树钧、孙福良撰稿),片中穿插了《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家》、《王昭君》七部舞台剧的演出片断,全面地介绍了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1991年,此片在日本东京举办的“中国话剧展览”上向外国朋友播放,第一次通过电视系统地介绍了曹禺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大大地扩大了曹禺经典剧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1982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演出的《家》制成录相,在一家美国电视台播放了四次,这是国外用电视转播曹禺经典剧作全剧的最早记录。此剧演出的片断录像,也已选入我国第一部大型电视传记片《杰出的戏剧家曹禺》之中,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综上所述,80年以来,曹禺经典剧作这一中华民族的瑰宝不仅在中国人民中获得盛誉,而且在世界人民中找到了广泛的知音。据不完全的统计,迄今为止,曹禺剧作广泛活跃在日本、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叙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瑞土、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五大洲26个国家的舞台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弘扬民族文化瑰宝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强,迈入新世纪之后,曹禺剧作必将会在更多的国家更加广泛地演出,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①][法]尼姆•威尔士:《现代中国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辑。
  [②]郭沫若:《关于曹禺的〈雷雨〉》,《沫若文集》第11卷,第113页。
  [③][苏联]鲍利斯·沃尔金:《中国戏剧作品在苏联舞台上》,《戏剧》1960年第3期。
  [④]曹禺:《作者的话》,载曹树钧著《走向世界的曹禺》,京华出版社,1995年,第291页。
  [⑤][苏联]B·彼得洛夫:曹树译《论曹禺的创作》,译文见《走向世界的曹禺》第286页。
  [⑥][苏联]里斯•沃尔金:《〈雷雨〉在苏联的演出》,《戏剧报》1958年第9期。
  [⑦]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赵浩生在香港大公报的报道。
  [⑧]李润新:《埃及:〈曹禺迷〉》,《北京晚报》1990年11月16日。
  [⑨]颜一烟:《“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简忆》,《中国戏剧》1980年第5期。
  [⑩][日本]濑户宏:“试论建国后曹禺作品演出情况——以《雷雨》为主”,载《世纪雷雨——2004年潜江曹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曹树钧主编)。
  [11]刘绍铭:《曹禺论》,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
  [12]曹树钧:《走向世界的曹禺》,天地出版社,1995年,第1页。
  [13]叶龙:《我所认识的贾亦棣先生》,《剧专同学在台湾》1999年12月。
  [14]夏志清:《曹禺访哥大纪实》,《夏志清文学评论集》第113页。
  [15]曹禺:《自己费力找到了真理》,《论戏剧》,四川文艺出版社,第403页
  [16]英若诚:《从在美国排〈家〉想到的》,《北京日报》。
  [17]刘思远:《继承传统,面向世界》,《南开大学校友通讯》,1990年第3期。
  [18]晨:《罗马尼亚舞台上的〈雷雨〉》,《戏剧艺术》1990年第1期。
  [19]司久岳:《美观众看〈原野〉,爆发长时间欢呼声》,《解放日报》1992年1月20日。
  [20]卿峰:《法国演出商团到重庆挖〈金子〉》,《重庆文化》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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