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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命的灿烂与顽强——曹禺《日出》演出史述(下)
信息来源:陈洪声  发布日期:2017-08-27 16:03:44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陈洪声
  六、《日出》在世界舞台上
  80多年来,曹禺剧作不仅在国内剧坛上大放异彩,而且在世界舞台上也绚烂夺目。
  (一)《日出》在国外演出概况
  《雷雨》在国外的第一次演出是在日本东京,按当时公演预告说明书所载,导演是吴天、刘汝醴、桂镇南(即杜宣),演出时间是1935年4月23、28日、29日三天,地点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这次演出的主要力量是中国留日学生。
  1937年2月,“戏剧工作社”在上海首演《日出》,凤子主演的陈白露深受观众称赞。当年3月,东京的中国留日学生以“中华国际协进会”名义,特邀凤子到东京参加《日出》公演,三天公演后又加演两场。这次演出,除凤子外,所有演员均为中国留学生,演出效果出人意料地好,尤其是扮演翠喜的尹孟珏女士动人的演技,获得一致好评。
  《雷雨》《日出》在东京的接连演出,使日本朋友不得不对中国剧作家的创作水平刮目相看,尤其是《日出》,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看后,赞叹地说:这是日本剧作者绝对不可能写出来的写实剧本。(曹树钧:《走向世界的曹禺》第139页)
  三四十年代,曹禺剧作在世界舞台演出频率最高的是《雷雨》《日出》《原野》三个剧本。如1939年10月,中国武汉合唱团在南洋巡回演出时,在新加坡上演《原野》;1946年7月,《雷雨》在汉城连演70多场;同年12月,《雷雨》译成越南文,在越南公演;1938年韩国革命剧场公演《日出》,创造了当时演出时间最长的记录……
  这一时期曹禺剧作登上世界舞台,除了留学生、美籍华人发挥了独特作用外,同时也开创了中外人士协力同心弘扬曹禺戏剧艺术的好传统。
  1935年《雷雨》在日本首演时,演员虽然全部是中国留日学生,但剧本翻译由影山三郎、刑振铎共同完成。排演时,刚从苏联归来不久的戏剧家秋田雨雀了解此事,热情支持。经他联系,日本左翼戏剧中心筑地小剧场,从舞台设计、服装、化妆到灯光、道具、效果等都给了中国留学生极大的支持。布景和音乐也是由日本专家负责的。
  这一传统,后来在东京演出《日出》时,又一次得到了发扬,使《日出》的演出更为成功,引起了轰动。
  因为演出的需要,曹禺剧作很快翻译成日文、朝鲜文、越南文和英文,演出之后,观众迫切要求看文学剧本,于是又推动了出版。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前半期,曹禺剧作在世界舞台上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五六十年代苏联剧院海报上最常见到的是曹禺名剧,为了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剧《大雷雨》(俄文原名《雷雨》)相区别,它有时被译成各种不同但彼此接近的名称,比如《雷雨》《暴风雨》《台风》……“这个剧本给中国的戏剧作品带来了广大的声誉,光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在六十多家剧院把它列为保留剧目。”(鲍利斯·活尔金:《中国戏剧作品在苏联舞台上》,《戏剧报》1960年第三期)据不完全统计,《雷雨》这一时期在苏联演出了两千多场。
  受此影响,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上演曹禺剧作,其中1958年6月,匈牙利首都布加勒斯特裴多菲剧院公演《日出》;还有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上演曹禺剧作。
  1958年,我国国家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曹禺剧作的英、法、印地文译本,曹禺剧作的对外传播纳入了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计划轨道。
  1961年,苏联艺术出版社出版精装的《曹禺戏剧集》(俄文版)共两卷,第一卷收入《雷雨》《日出》和曹禺写的《作者的话》;第二卷收入了《北京人》《明朗的天》和苏联学者B·彼得洛夫撰写的长篇学术论文《论曹禺的创作》,该论文长达15000字,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曹禺的创作道路,并对曹禺代表作的思想艺术成就作了简要论述,作者评价曹禺说:“动作的紧张性,形象的精确描绘,对话的生动性,结构手法的严密……充分表达了这位有才能的爱国作家的才华。”(曹树钧:《走向世界的曹禺》第286页)
  曹禺在《作者的话》一文中说:“我回忆起了许多年来苏联文学对我的巨大的、深刻的影响,我不能忘记在大学学习时许多的夜晚阅读《铁流》、《毁灭》、《静静的顿河》和别的苏联文学作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心灵的激动。”(曹禺:《作者的话》,见曹树钧著《走向世界的曹禺》第291页)
  不过,这一时期,上演曹禺剧作最多的国家仍然是日本。日本演出的曹禺剧本数量最多,除了早期的《雷雨》《日出》,还有中后期的《蜕变》《明朗的天》。演出地区之广,剧团之多,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的。
  这一时期的最后十年,也就是中国的“十年文革”,曹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他的包括《日出》在内的全部剧作都被打成毒草,禁止上演。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曹禺剧作演出区域进一步扩展,遍及全球五大洲,在演出数量和质量上,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改革开放前,曹禺剧作主要在亚洲、欧洲以及南美洲国家演出,进入新时期,曹禺剧作出现在澳洲和非洲。1988年11月,澳籍华人江静枝女士与赴澳探亲的上海话剧演员李家耀夫妇一起筹建澳洲第一个华人业余剧社,特邀李家耀为剧社讲学7次,并且在澳大利亚首都悉尼公演了《雷雨》。
  曹禺剧作还在尼罗河畔的埃及遇到了知音。八九十年代,在埃及首都开罗艾因·舍姆斯大学中文系,有二三十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几十位本科生,十分热爱曹禺及其剧作《雷雨》《日出》,称曹禺为“最可爱的剧作家”。每年仲春,该校中文系都举行一次“中国文化周”,其中要演出曹禺剧作。演出激发了埃及大学生们研究翻译曹禺剧作的兴趣。女博士研究生伊曼发表了《曹禺戏剧语言的艺术风格》学位论文。另一位博士生阿齐兹第一次将《日出》译成阿拉伯文出版发行。
  1980年3月,曹禺访问美期间,在纽约上演了《北京人》。这是继1953年4月《北京人》在纽约公演后的第二次上演。
  曹禺此次访美期间,印第安大学还演出了《日出》,是在纽约辣妈妈实验剧团的小剧场公演的,美丽观众对演出的印象很好。扮演顾八奶奶的演员是一个美国人,长得很好看,上妆后也不是俗不可耐。“她并不是怎么恶心就怎么演,而是通过几个紧要的地方,几种姿态,把这个丑恶人物的感觉传达出来了。”(曹禺:《自己费力找到真理》,《论戏剧》第403页,四川文艺出版社)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曹禺剧作活跃在日本、韩国、蒙古、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叙利亚、俄罗斯、白俄罗斯、阿赛拜疆、乌兹别克、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利亚、阿尔巴尼亚、瑞士、美国、加拿大、爱尔兰、巴西、埃及、澳大利亚等20多个国家舞台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高,弘扬我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曹禺剧作必将在世界舞台上更加灿烂夺目。
  (二)《日出》在韩国
  韩国是亚洲国家中演出曹禺剧作较多的国家,曹禺的早期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以及抗战时期剧作《蜕变》,都在韩国上演过,而且,演出促进了曹禺剧作在韩国的翻译和研究。
  《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在韩国都有译本,有的是单行本,有的是成套出版的。最早的译本是韩国戏剧家金光洲翻译的《雷雨》,于1946年2月由宣文社出版。韩国的曹禺研究专家韩相德是将《雷雨》《日出》《原野》一起翻译出版的,1996年6月由韩国文化社出版。此外,金光洲也曾将《日出》《蜕变》翻译后供演出之用,但是没有正式出版。
  相比演出与翻译出版,曹禺剧作的研究在韩国比较滞后,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才起步。其中最早的是1981年池荣在教授的《剧作家曹禺小考》,另外几篇是硕士论文或在国外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它们是《曹禺初时期戏剧研究》(赵炳一,1987年),《曹禺的〈雷雨〉研究》(金成童,1988年),《曹禺的〈雷雨〉研究》(金汉成,1990年),《曹禺的〈日出〉研究》(李美卿,1990年),《曹禺剧作在韩国》(韩相德,1993年),《试论曹禺的家族文化意识》(赵俊熙,1997年)
  李美卿的论文《曹禺的〈日出〉研究》分析了《日出》的主题思想、文学成就和局限性。
  李美卿认为,《日出》的主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以“损不足以奉有余”可能集约的经济的侧面;二是以卖淫制度暴露黑暗社会。由此紧密地构成登场人物之间的复杂多样的极限对立和冲突形式。
  她还提出,作品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对立人物之间的复杂的联系”,通过人物之间的冲突,揭露上世纪30年代特有的卖淫势力与个性解放潮流的矛盾,而且揭示出恶势力的必然灭亡。她认为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有两种:一是社会冲突,二是个人冲突。社会冲突是上流社会的人物同下层社会的人物之间的冲突,个人冲突是陈白露的内心冲突,陈白露和方达生、金八和潘月亭、潘月亭和李石清之间的冲突。特别是陈白露和方达生的冲突,深刻地反映出价值观和金钱、爱情观的冲突。
  她把《日出》的艺术成就概括为六个方面:舞台和演出方面的特色,语言的洗炼美,诗意的抒情,喜剧的色彩,现实主义的成果,对女性问题的关心。
  《曹禺剧作在韩国》一文是韩相德1993年在武汉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介绍和评述了曹禺剧作在韩国演出和研究的情况。
  可以说,韩国的曹禺研究领域成就最高的学者当推韩相德,他不但是当代韩国著名的曹禺剧作翻译家,而且是韩国系统深入研究曹禺第一人。
  韩相德1993年曾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做过访问学者,1994年-1997年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了研究曹禺,他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和采访。
  韩相德在韩国曹禺研究领域的第一个贡献是翻译出版了曹禺早期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曲作为系列一次性翻译出版,这在韩国的曹禺研究史上是空前的。1997年2月19日,韩相德将这套译本送给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树钧。2004年10月,为了支持曹禺家乡湖北潜江的曹禺纪念馆建设,曹树钧将韩相德的《雷雨》和《日出》译本捐赠给潜江市曹禺纪念馆。这个动人的故事在曹禺家乡潜江广泛流传。
  韩相德在韩国曹禺研究领域做出的第二个贡献就是撰写了长达15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曹禺三部曲研究》,这是韩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曹禺研究的专著,1997年4月20日在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陆耀东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稿。
  (三)《日出》在日本
  曹禺曾三次访日。早在1934年春,曹禺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他就初访日本。日本戏剧家尾水菊五郎演出的歌舞使《义径千本樱》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1956年他第二次访日,与日本戏剧界许多朋友进行了友好交流。1982年,曹禺作为中国戏剧家代表团团长三访日本,得到日本文学界戏剧界的热烈欢迎。日本是世界各国中,演出曹禺剧作最早、演出剧目最多,研究曹禺及其剧作最全面的国家。
  1936年6月至9月,《日出》在中国发表。1937年3月19日至21日,中国留日学生就在一桥讲堂演出了《日出》。当年参加《雷雨》《日出》等剧演出活动的著名剧作家颜一烟,过了四十多年后回忆道:“特别要说的是:日本进步戏剧界给我们的支持、帮助和指导。日本著名的戏剧家千田是也、秋田雨雀、山川幸世、村山知义……经常看我们排戏,协助导演;并在装置、灯光、效果、化妆、服装……等多方面给我们以帮助。伊森喜朔亲自帮我们舞台装置的设计和制作;‘东京艺术座’的清洲すみ子亲手帮我们化妆。我们向日本戏剧家所学到的东西和互相间建立起来的深厚友谊,使人们至今念念不忘。”(颜一烟:《“中华留日戏剧协会”简忆》,载于《中国戏剧》1980年第5期)
  从1935年到1985年半个世纪中,在日本先后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家》《蜕变》《明朗的天》六个戏,除了《家》是1985年9月5日至14日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应邀赴日演出以外,其余都是日本艺术家或中日两国艺术家联合演出的。演出地点大部分在东京,其次还有大阪、歧阜、名古屋、横滨、神户等城市。
  日本戏剧界人士演出曹禺剧作一丝不苟的精神令人敬佩,东京民艺剧团导演     内山鹑就是这种精神的代表人物。
  1980年民艺剧团演员出身的指挥宇野重吉建议内山鹑排演《日出》,他欣然接受。为了演好《日出》,内山鹑作了如下准备:
  一是认真研究剧本的修改方案和明确演出《日出》的意义。在讨论文本修改时,宇野先生提出要砍掉第三幕,对此,内山鹑极力反对,他认为第三幕对表现全剧的主题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要求宇野重读《日出》,后来,宇野同意了他的意见。
  内山鹑认为,中日是邻国,两国文化有许多方面相通,因属东方文化。当然,《日出》毕竟是另一个国家的作品,不能忽视两国社会及文化上客观存在的差异,但是,同欧美相比较,这种差异要小得多。在只顾一时追求西方的日本文化的今天,努力让《日出》为日本观众所接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二是物色主要演员。陈白露这一角色对于这出戏成功与否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内山鹑与野宇商量决定,由女演员真野响子担任。她虽说初次担任这类角色,但在影视界已是一个颇为活跃的人物了,身材也非常合适,在演技上加以指导,定会成功。
  三是争取曹禺和北京人艺的帮助,在北京向北京人艺学习和做研究工作期间,内山鹑观看了北京人艺《日出》的演出,一方面虚心学习,另一方面分析了演出的不足之处。
  1981年9月13日,内山鹑在北京人艺导演刁光覃陪同下拜访了曹禺,请教《日出》演出方面的问题。他后来回忆道:“曹禺先生同他前年才结婚的妻子在家中欢迎我……老人一落座就谈起戏剧来,他回忆起日本秋田雨雀,久保荣,又想起前往英国所访问过的ロイャル、シエイクスピア剧团及剧院,还有同美国阿瑟·米勒的会面,美国剧团所演的《日出》直到剧中人陈白露等等……他还谈及社交界的影、剧明星和上流社会的高级妓女的二面性,谈到孤独感所导致自杀的原因,甚至对我用不熟练的中国话提问都感到急不可待,他不停地说,不知不觉中就过了3个小时。”(内山鹑:《〈日出〉公演始未》,载于《曹禺研究通讯》第二期,1993年1月)
  应内山鹑之邀,曹禺专门为这次演出撰写了《作者的话》一文,发表在日本《民艺之友》第214期上。
  1981年11月19日,民艺版《日出》在歧阜市隆重上演。难度最大的当数第三幕。扮演翠喜这一角色的箕浦康子的气质演技颇佳。山牧扮演的小东西也很卖力,舞台中央装了上吊绳,表演起来确实麻烦,但她演得不错,观众几乎听得见她的呼吸声。真野响子扮演的陈白露很成功。扮演黄省三的长浜腾夫不愧为战前的著名演员,完全体会到了穷苦人的气质并将其表现出来。
  民艺版《日出》12月到东京ROVYA剧场公演,1982年3月又到大阪演出,总共上演50场。
  《日出》的魅力征服了日本观众,内山鹑也得到了观众的赞扬。
  日本的曹禺研究有着五个显著的特色:下面以《日出》和其他剧作为例加以说明。
  一是信息及时,比较全面。1937年《日出》在《大公报》获文艺奖金,当年日本就有报道。日本学者对曹禺的文本研究比较全面,除早期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外,《家》《北京人》《蜕变》《黑字二十八》《正在想》以及建国后的《明朗的天》《胜剑篇》《王昭君》等都有研究,甚至连他的小说《今霄洒醒何处》、杂文《偶像孔子》等都有学者进行探讨。
  二是方向独特,研究深入。日本学者吉田幸夫对曹禺剧作的修改问题十分有兴趣,实际上是从版本学角度探讨曹禺的思想演变和创作成就。他曾经与松枝茂夫合作,先后翻译过曹禺的《蜕变》(1954年翻译出版)和《北京人》(1971年翻译出版)。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吉田幸夫一直研究曹禺剧作修改问题。1967年,他在日本《现代中国语综合研究会会报》上发表《曹禺〈雷雨〉与〈北京人〉的修改情况》一文;1970年,在《北九州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上发表《〈日出〉的修改》一文,该文还附录了曹禺著作各版异同比较表。
  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女研究家吉林尚子撰写了《中国女人会话的特点》,她从《雷雨》《日出》《北京人》的女人会话中,抽出使人感到“厉害”的词句加以分析。
  三是善于总结,把握全局。饭冢容的论文《日本曹禺研究史简介》,简要介绍了从1935年至1990年50多年内日本学者研究曹禺及其剧作的专论的内容。下面仅举一些与《日出》有关的例子:
  “三十年代就有两种《曹禺论》。一篇是土居治撰写的《曹禺论》……土居治为曹禺的创作是命运的悲剧,缺乏现实生活的反映。他甚至说《雷雨》《日出》都不出乎‘习作’的水平。跟他相反,野中修给这些剧本很高的评价。他说,‘曹禺不但是优秀的剧作家,而且是优秀的人道主义者’,‘春柳社以来中国话剧经过三十年的岁月,带来最大收获的是功名毫无疑问应该授予曹禺。’
  “1940年5月,中村贡撰写《曹禺》,评论《雷雨》与《日出》……1948年11月,冈崎俊夫撰写《曹禺的戏剧》评论《雷雨》《日出》《北京人》《蜕变》……
  “从1951年6月到1952年10月,佐滕一郎在《三田文学》上接连发表五篇论文,    系统地分析《雷雨》、《日出》、《北京人》、《蜕变》、《原野》,他说,悲剧精神和民族意识的结合就是曹禺剧作的特点。他把曹禺的创作道路分为两期,说:曹禺以《雷雨》震憾了剧坛,到《日出》得到了飞跃的进步,在《原野》走‘宝贵的弯路’,到《北京人》显示最大的成熟……
  “另外,梁梦回撰写《曹禺》,把曹禺的作品分为三期。第一期作品《雷雨》、《日出》、《原野》当中,他认为《日出》水平最高。因为没带《雷雨》那样‘宿命的神秘的色彩’,也没显示《原野》那样‘太多的技巧’……
  “芦田肇以《日出》为例分析曹禺笔下的小市民形象。他说,《日出》的许多人物都是中国小市民的典型,而且有些人物是曹禺自身的投影。
  “七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年轻的曹禺研究家饭冢容,1976年以来陆续发表十几篇论文……比如……《〈大公报·文艺〉上〈日出〉集合批评》……
  “内山鹑翻译的《日出》,发表于《悲剧喜剧》第三百七十五至三百七十六期(1982年1-2月)……
  “八十年代后期,出现了更年轻的曹禺研究专家牧阳一……后来他又写了《作为基督教悲剧的〈雷雨〉、〈日出〉、〈原野〉》,分析曹禺剧作和基督教的关系,获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田本相、邹红主编:《海外学者论曹禺》第244-24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版)
  四是注重交流,广泛参与。日本的曹禺研究学者还将曹禺研究的书面钻研与交流活动结合起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次在中国举办的曹禺学术研讨会都会有日本学者参加,并作学术交流。比如,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饭冢容1991年应邀参加在天律召开的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了《日本曹禺研究简介》的学术报告,前已叙及,这篇文章中有大量关于日本学者研究《日出》等曹禺剧作的论述。
  饭冢容先生还关注中国的曹禺研究历史,他撰写了《吕荧的曹禺观》,而且早在1981年2月在《咿哑》杂志上发表了《关于钱谷融〈雷雨〉人物谈》,并且拜访过钱谷融教授。
  饭冢容还多次拜访过曹禺,当面向曹禺请教。
  曹禺的故乡潜江举办过四次曹禺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饭冢容、濑户宏、铃木直子、张景珊等日本学者参加,交流论文十来篇。
  五是重视舞台,研究演出。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日本的曹禺剧作演出十分活跃,先后有新协剧团演出过《蜕变》《明朗的天》,稻之会剧团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在东京以外的剧团演出的曹禺剧作有神户道化座剧团、歧阜齿轮剧团、名古屋演集团演出的《雷雨》和《蜕变》。80年代也是曹禺剧作在日本演出相当活跃的时期,有东京民艺剧团演出的《日出》,关西大学在大阪演出的《雷雨》,上海人艺在日本东京等四个城市演出的16场《家》等。
  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日本学者对曹禺剧作的演出也很重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濑户宏,是日本曹禺研究的后起之秀,他的曹禺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特别关注曹禺剧作的演出,他在专著《中国的同时代戏剧》、《中国戏剧的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和《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中介绍了部分曹禺剧作的演出情况,分析了曹禺剧作在中国话剧史各阶段所起的作用,对曹禺的前期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对曹禺的后期作品和文章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还对曹禺戏剧人生的摇篮——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评价。
  他的《试论建国后曹禺作品演出情况——以〈雷雨〉为主》等7篇论文对曹禺剧作的人物论、现代性、演出史、海外演出、电影改编、政治思潮对演出的影响等多个课题进行了探讨,其中《试论曹禺作品在延安的演出》一文有一定篇幅涉及《日出》在延安演出的原由和影响。笔者在《跨越国界的弘扬——解读日本学者、中国话剧史专家濑户宏的曹禺研究》一文中有详细介绍(潜江市曹禺研究会、湖北大学文学院编:《曹禺研究》第十二辑第140-163页,长江出版社2015年12月版)。
  八十年来,曹禺剧作《日出》经历了兴盛,也经历了坎坷,但是,无论如何,它的艺术生命都是灿烂而顽强的。历史的选择,人民的热爱,充分显现和证明它的崇高的艺术价值,它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史进程中的一座光辉的丰碑。《日出》八十年的生命旅程是方寸文稿纸难以全面叙述和评论的,受笔者水平和资料的限制,本文只是对它的演出史作一初步的探讨,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感谢上海戏剧学院曹树钧教授的悉心指导!
  主要参考书籍:
  1、曹树钧著:《曹禺剧作演出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
  2、曹树钧著:《走向世界的曹禺》,天地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
  3、曹树钧、俞缝萌著:《摄魂 ——戏剧大师曹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
  4、曹树钧著《曹禺经典的新解读与多样化演绎》,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
  5、田本相、阿鹰编著:《曹禺年谱》,北京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6、田本相、黄爱华主编:《简明曹禺词典》,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7、田本相、邹红主编:《海外学者论曹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8、田本相著:《曹禺剧作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9、田本相、胡叔和编:《曹禺研究资料(上、下),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0、田本相著:《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
  11、曹禺著:《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12、曹禺、于伶、刘厚生等著:《美好的感情》,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10月第1版。
  13、曹禺著:《迎春集》,北京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
  14、潘克明编著:《曹禺研究五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11月第1版。
  15、王兴平、刘思久、陆文璧编:《曹禺研究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2016年6月11日初稿完成于长沙岳麓山下、西湖之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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