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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演
信息来源:陈洪声  发布日期:2020-09-04 17:11:01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一)《雷雨》演出简述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国内各地的戏剧团体克服各种困难,继续上演《雷雨》,国际上也有些国家的戏剧团体上演《雷雨》。
  这十几年当中,《雷雨》上演的地域之广,次数之多是难以计数的,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要求来讲,这方面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却是十分匮乏的。笔者仅从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北京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下引此书,均同此版)和曹树钧著《曹禺剧作演出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12月版)两本书中找到一些演出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记载。
  1937年7月,天津鹦鹉剧团公演曹禺的《雷雨》和《日出》(《曹禺年谱》第62页)1938年1月1日,青岛剧社在上海新光大戏院作建社公演,演出曹禺名剧《雷雨》,许幸之导演。剧社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以职业剧团面貌出现的话剧团体,是以抗日救亡演剧十队和十二队的留沪人员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主要成员有于伶、欧阳予倩、阿英、许幸之、李伯龙、洪谟、章杰、徐渠、夏霞、吴湄、蓝兰等。(《曹禺年谱》第65页)4月15日,《雷雨》由新华影业公司拍成电影,在金城大戏院上映,编导方沛霖,摄影余省三,主要演员有谈瑛、陈燕燕、梅喜等。(《曹禺年谱》第66页)6月,曹禺指导学生排演《雷雨》,国立剧校教师陈永倞饰周朴园。演出时,为当局所阻。剧组即以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并盖有“准”字出版证明的《雷雨》,向当局交涉。(《曹禺年谱》第66页)7月1日,云南昆华师范学校戏剧电影科公演曹禺的《雷雨》。7月3日《云南日报》第一版发表消息说:“艺师在雅集社公演《雷雨》,数日以来,场场满座,秩序绝佳。陈豫源君之导演,王秉心、杨其栋、韦述陶(谢熙湘)之舞台装饰,皆系精心呕血之作。郎蕙仙女士之周蘩漪,李文伟之周萍,欧维乾之鲁贵,表演深刻,感人至深。其他风雨电雷之效果,观众赞不绝口。”除《云南日报》所提及的演员外,潘藩、顾希儒饰周朴园,吴敏、阳增祥饰周冲,杨其珍饰鲁妈,马金良、刘振寰饰鲁大海,卢瑛饰四凤。(《曹禺年谱》第67页)本月在重庆,国立剧校在国泰大观院举行第二届毕业生劳军公演,演出莎士比亚名剧《奥塞罗》。此后,剧校毕业同学又排演了《雷雨》(《曹禺年谱》第67页)秋天,重庆国泰大戏院,剧专剧团演出曹禺的《雷雨》,郭蓝田、何英导演(《曹禺年谱》第68页)12月,北京剧社在北平新新大戏院上演名剧《雷雨》,陈绵导演,魏石凡饰周朴园,唐梅饰蘩漪,余非饰鲁妈,杨师香饰四凤,侯景夫饰周萍,石挥饰鲁贵。演出阵容整齐,上座甚佳。陈绵的导演艺术和石挥的演技,为报界赞扬。(《曹禺年谱》第70页)本年还有上海租界四大沪剧团之一的施家剧团首演沪剧《雷雨》,具体日期、地点不祥。(《曹禺年谱》第70页)1939年1月19日,重庆,红星剧社假座皇后剧院公演曹禺《雷雨》,胡导导演,演出一周。(《曹禺年谱》第71页)2月11日,上海,益友剧团假座黄金大戏院(后为大众剧场)公演《雷雨》,由吴仞之导演,吴静、章杰、陈钟等主演。(《曹禺年谱》第72页)2月19日,上海,雪影剧团假座浦东大楼璇宫剧场公演《雷雨》,导演鲁思。该剧内容修改甚多,其中有鲁大海枪毙周朴园,周冲与鲁大海握手等新添内容,还由原剧四幕增为五幕。(《曹禺年谱》第72页)7月,上海越剧演出团体“第一舞台”在上海大中华剧场首演越剧《雷雨》。从施春轩领衔的施家剧团沪剧改编本移植。施银花饰蘩漪,屠杏花饰周萍,支兰芳饰侍萍,钱秀灵饰周朴园,余彩琴饰四凤。剧中增加了周朴园之母这一角色,由周宝奎扮演。(《曹禺年谱》第73页)12月,在津举行的赈灾义演中,由李保罗、范觉非、高笑鸥等人组织,以天津公教会青年会的名义演出了话剧《财狂》、《雷雨》等剧目。(《曹禺年谱》第75页)本年,《雷雨》《日出》《原野》《黑字二十八》《北京人》都在昆明舞台与专县演出过。演出次数最多的要算《雷雨》了,昆华艺师戏剧电影科、西南联大的山海云剧社、联大话剧团、教育厅戏剧乐歌巡回教育二队、大鹏剧社、上海影人剧团、腾越(今云南腾冲)简易师范学校都多次演过此剧。
  1940年1月23日,上海卡尔登大戏院组织戏曲界举行慈善义演,除戏曲剧目外,还有移风社演出的话剧《雷雨》,由京剧、话剧界知名人士联合演出。朱端钧导演,周信芳、高百岁、金素雯、胡梯维、桑弧等主演,演出颇引人注目。(《曹禺年谱》第76页)5月,西青救总团在延安演出曹禺名剧《雷雨》,吴雪导演,主要演员有陈戈、雷平(饰蘩漪)、吴雪、田兰、丁洪、尹文媛、朱漪、鲁亚依等。演出受到欢迎。《新华日报》赞誉“这个戏的演出,获得相当大的成功,演员阵容整齐,有创造性。”延安观众要求续演。(《曹禺年谱》第77页)暑期,联大剧团演出曹禺的《雷雨》。按照原剧本演出了序幕和尾声。罗宏孝和安美生扮演修女,许令德扮演蘩漪,汪雨扮演周朴园,劳元干扮演周萍,邹斯颐扮演周冲,孔令仁扮演四凤,高小文扮演鲁大海,刘育才扮演鲁贵,张定华扮演鲁妈。戏剧研究社的萧荻、冯家楷协助舞台工作。(《曹禺年谱》第78页)9月中旬,晋察冀边区为中共北方分局第二次党代会召开演出曹禺的《雷雨》。此前8月份,两年前由延安来到晋察冀开展文艺工作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为了提高团员的戏剧艺术修养,开始排练曹禺的《雷雨》,贾克导演,主要演员有李牧、徐捷、凌风、王犁等。(《曹禺年谱》第78页)11月23日,国防艺术社在桂林公演《雷雨》,导演熊菊隐。(《曹禺年谱》第78页)冬,延安,中央党校礼堂,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演出《雷雨》。导演吴雪,陈戈饰周朴园,雷平饰蘩漪,吴雪饰周萍,田兰饰周冲,朱漪饰四凤,丁洪饰鲁贵,尹文媛饰鲁侍萍,鲁亚农饰鲁大海。周恩来和邓颖超从重庆回延安,观看了演出,并到后台鼓励演员。(《曹禺年谱》第80页)12月17日,俄罗斯小剧场,上海俄侨组织上演曹禺名剧《雷雨》,系由姚克的英译本转译成俄文,导演为普里斐特柯娃女士。(《曹禺年谱》第80页)1941年1月,上海,中国旅行剧团为纪念建团八周年并欢度春节,在璇宫剧场轮换演出保留剧目《日出》《雷雨》等。(《曹禺年谱》第81页)3月下旬,鲁南根据地,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所属战士剧社演出曹禺的《雷雨》,导演那沙,仇戴天饰演周朴园,文铭饰演蘩漪,朱明饰演鲁妈,高鹏饰演鲁大海,王力饰演鲁贵,高励饰演四凤,那沙饰演大少爷,夏相饰演二少爷。(《曹禺年谱》第82页)春,西北战地服务团演出《雷雨》。在彩排时,就有许多老乡看,一直熬到天亮。曾有一次在开演前下起了大雪,老乡们却仍坐在台下,要求开演。(《曹禺年谱》第82页)4月,在中共山东分局倡导下,几百名戏剧工作者聚会于滨海区莒南县刘家和村举行八大剧团联合演出。这是山东根据地早期剧运的一次盛会。战士剧社演出了话剧《雷雨》。(《曹禺年谱》第82页)5月9日-14日,晋察冀边区文艺界各协会召开民族形式问题座谈会。会议期间,抗敌剧社演出了曹禺的《雷雨》。(《曹禺年谱》第83页)6月29日,上海女中的女光剧团在璇宫剧场演出《雷雨》。(《曹禺年谱》第83页)7月,晋冀鲁豫根据地召开边区临时参议会,为参议会演出形成一次文艺汇演。八路军129师先锋剧团演出《雷雨》。(《曹禺年谱》第83页)8月1日,八路军115师在山东滨海地区蛟龙湾师部驻地举行建军节体育运动大会,战士剧社演出《雷雨》。(《曹禺年谱》第83页)9月5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致函云南省政府禁演曹禺剧作《雷雨》,说该作品“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情节上尤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要,即应暂禁上演。至该剧本之印刷品,亦不得准其再版”。(《曹禺年谱》第83页)本月,太行山地区举行文艺汇演,太行山地区各部队宣传队、地方和部队文工团都参加了演出。其中话剧有前方鲁迅艺术学校和几个文工团联合演出的《雷雨》《日出》。(《曹禺年谱》第84页)10月12日,国民党中宣部函告各地,“禁演曹禺所著《雷雨》剧本。并不准刊行该剧剧本”。(《曹禺年谱》第84页)本月,山东纵队宣传大队一队来到胶东,演出话剧《雷雨》。(《曹禺年谱》第84页)11月,四一剧社成立,社长李云子,大部分成员为参加青年会的学生,在四年半的活动中先后上演了《雷雨》《日出》《秋海棠》《家》《云彩霞》等剧作。(《曹禺剧作演出史》第75页)本年,抗敌演剧队九队曾与新中国剧社合作演出《雷雨》《日出》等剧。(《曹禺剧作演出史》第52页)1942年2月28日,《教与学》杂志载,教育部函准中宣部,特训令各教育厅转饬各学校暂停公演曹禺著《雷雨》。文曰:“查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业经饬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重行审查具报,以此项剧本殊不含抗战时期之需要,似应转饬各地主管戏剧机关,暂禁上演……”(《曹禺年谱》第88页)10月-12月,中国旅行剧团离上海赴天津、北平巡回公演。年内在天津北洋大戏院公演“曹禺戏剧之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受到观众欢迎,上座颇佳。(《曹禺年谱》第90页)1943年9月7日,上海,中国艺术学院在兰心大戏院实验演出《雷雨》,由芳信、穆尼、周起联合导演。(《曹禺年谱》第96页)本年,天津著名文明戏演员陶露萍与霍克家,追随进步潮流,合作成立露克话剧社,走现代话剧的道路。露克话剧社邀请天津话剧界知名人士李保罗、唐皓华参与剧社活动,并陆续上演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曹禺年谱》第98页)1944年1月20日,中国旅行剧团在上海举行盛大公演,演出曹禺的剧目有《雷雨》和《日出》。(《曹禺年谱》第99页)3月,南北剧社成立,社长为洪伟明。演出过《雷雨》《日出》等剧,演员孙道临、林默予、韩飊等。(《曹禺剧作演出史》第75页)5月,为庆祝鲁南军区、冀鲁豫军区的合编和中共平原分局的成立,战友剧社与冀南军区平原剧社会合,联合演出曹禺名剧《雷雨》,黄野、冯祖华、孙健民联合执导,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朱光也参加导演,胡流、白雪、方勇、许汗青、张茜、汪德荣等参加演出。(《曹禺年谱》第100页)12月11日,中国旅行剧团建团11年之际,在兰心大戏院举行“中旅团友纪念演出”。集体导演重排《雷雨》,由唐槐秋饰周朴园,唐若青饰侍萍,罗兰饰蘩漪,孙景路饰四凤,石挥饰鲁贵,黄河饰周萍,白穆饰鲁大海,陈静波饰周冲。演员阵容整齐,体现了“中旅”的舞台艺术风格和艺术水平,被认为是“中旅”演剧的绝唱。(《曹禺年谱》第100页)上半年,重庆国民党宣传部公布查禁和修正的剧目,其中查禁的有曹禺的《原野》《雷雨》,修正的有《日出》。(《曹禺年谱》第102页)1945年1月,天津协兴剧艺股份有限公司上演曹禺名剧《雷雨》,特邀陈绵由北平到天津执导。颜碧君、时今、黄芳、赵静、张瞳、童年等参加演出。此次排演《雷雨》,与众不同之处是恢复了原剧的序幕与尾声,引起了广大观众和舆论界的兴趣。(《曹禺年谱》第101页)1946年1月25日,魏鹤龄导演,演员有张鸿眉、井淼、毕联禄、高弟安、金淑芝、袁蓉、丁然、魏鹤龄、张立德、丁世杰,以新中国剧社名义,在江苏同乡会公演《雷雨》。(《曹禺年谱》第104页)2月23日,北京,建国东堂,北京剧社公演曹禺的《雷雨》,导演刘祎,演员宋雪如、吴嘉、任永康、张绍载等。(《曹禺年谱》第105页)4月30日,《雷雨》由金光洲译成朝鲜文,由汉城宣文社出版。(《曹禺年谱》第106页)5月11日-6月2日,云南省教育厅剧教队在昆明演出曹禺的《雷雨》。导演王旦东,演员钟耀群、马金良、吴南山、李文伟、许竹君、洪宗发、赵步颜等。此次演出无论演员阵容还是导演和舞美设计方面,在云南的话剧史上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连续演出五六十场,场场爆满。(《曹禺年谱》第106-107页)7月,韩国,乐浪剧会演出曹禺的《雷雨》,李署乡导演,主要演员有黄澈、文贞福、俞庆爱、金东园等。(《曹禺年谱》第108页)秋,《雷雨》在汉城连演七十多场。(《曹禺年谱》第108页)12月,《雷雨》译成越南文,在越南公演时场场客满。
  本年,广东、潮安县救济院排演曹禺的《雷雨》。(《曹禺年谱》第109页)1947年9月,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应邀赴台湾旅行公演,有刘厚生、耿震、路曦、方琯德、张雁、温锡莹、崔小萍等参加。曹禺的《雷雨》等剧目,在台北等城市轮流演出。(《曹禺年谱》第111页)冬,台湾观众演出公司在台北演出《雷雨》,澎湖业余剧团也演出此剧。(《曹禺年谱》第111页)1948年,《曹禺年谱》和《曹禺剧作演出史》里都没有这年关于《雷雨》演出的记载。
  1949年1月23-28日,香港,八达剧团演出曹禺的《雷雨》,演出者叶健泉,导演朱瑞棠。(《曹禺年谱》第115页)4月23日,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文教委员会致函上海各广播电台,对近期播放的《日出》《雷雨》《原野》予以指责,并下令须“审查核定之后始准播送”。(《曹禺年谱》第117页)以上55条是《曹禺年谱》和《曹禺剧作演出史》中列出的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雷雨》演出及相关事情的条目,个别重复的条目,笔者未予摘录。应该说,这只是这十几年间《雷雨》演出及相关信息的一个小小的缩影。这期间《雷雨》演出的场次至少应该是三位数,而且,1948年不可能没有《雷雨》的演出。还有,《雷雨》在国外的演出也应该远不止以上条目中所列出的。
  但是,话说回来,田本相先生、阿鹰先生编著的《曹禺年谱》和曹树钧先生著的《曹禺剧作演出史》都是曹禺研究的宝贵资料,先生们为之付出的辛劳是笔者可以感觉到的。同时,两本书合起来所列关于《雷雨》演出的条目也是笔者所见最全的,对于曹禺研究和《雷雨》的专项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管怎样,我们能从以上55条条目中看到《雷雨》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所经历的灿烂和承受的打压。
  (二)《雷雨》在延安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演出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延安开始拓宽上演剧目,曹禺剧作成为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演出剧目,这不仅丰富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对戏剧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说起《雷雨》在延安的上演,笔者不得不首先简要地谈谈《日出》在延安的上演,因为是《日出》在延安上演引起轰动以后,《雷雨》等其他曹禺剧作才在延安公演的。
  延安上演曹禺剧作,而且首先演《日出》,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倡议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戏剧系负责人张庚回忆道:“记得在三八--三九年,我们在延安只演抗战题材的戏,而且几乎都是在延安的作者创作的。到了四O年演《日出》才算是第一个上演抗日根据地以外的剧目,我记得上演这个戏是毛泽东同志提议的。他说,延安也应当上演一点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他还把我找去,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为了把戏演好,应该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演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戏演好。他对于这件事的如此重视,我们这些参加工作的人当时虽然不完全了解其深意,却都加倍认真地从事这个工作,都决心把戏演好。”(张庚:《延安十年戏剧图集》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日出》这个戏是以“边区剧协工余剧人协会”的名义演出,但实际上鲁艺实验剧团与总政和抗大的几个单位文艺工作者是主力军。该剧导演王滨和组织者之一的田方以及演员颜一烟、张成中等,都是当时总政宣传大队和抗大文工团的,李丽莲是边区文协的,他们在这次演出之后就都留在鲁艺工作,成为后来重组实验剧团的骨干力量。
  毛泽东还亲自指示:这个戏是几个单位联合演出的,一定要团结互助,搞好合作关系。
  排练和演出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舞美负责人钟敬之和其他同志都是无一例外地既设计,又制作,所有的钉子、布甚至木料都是十分有限的,总是省了又省。但设计制作出来的效果,都仍然达到不错的水平。
  1940年元旦,《日出》正式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轰动一时。那段时间,到处都在谈论《日出》。延安《新中华报》以《<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八万》为题,报导了公演盛况,文章说:“演出效果甚佳,获得了一致好评……”“得到延安各界推许。”
  《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还发表了于敏的评论,评论说《日出》公演测验了戏剧工作者的能力,测验了延安观众的欣赏水平。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洛甫同志对这一部戏的一致赞赏和对于曹禺先生的备加赞许,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出》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曹禺先生的艺术的远大前途。
  毛泽东为什么“倡议”首演曹禺的《日出》,而不是《雷雨》等其他剧作呢?日本摄南大学教授、曹禺研究专家濑户宏在《试论曹禺作品在延安的演出》一文中分析说:“毛泽东在1940年1月,即和工余演出《日出》几乎同时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9日。详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笔者注),高度评价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包括戏剧。毛泽东大概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边区应该演出五四以来的优秀戏剧作品,同时,大家认为曹禺作品是五四以来最好的剧本,而《日出》则比《雷雨》更好、更进步。”(潜江市《曹禺研究》编委会:《曹禺研究》第十辑第3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版。下引此书,均同此版)由鲁艺等单位联合成功演出的《日出》,在延安其他文艺团体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作用,首先是在延安的文艺团体纷纷上演曹禺剧作:
  1940年8月上旬,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即“青艺”前身)在延安首次公演《雷雨》。吴雪导演,演员有吴雪、陈戈、雷平、丁洪、朱漪、田蓝、尹文元等。连演七场,每场拥挤着上千观众。
  剧团采用售票的方式,而非依靠团体送票来组织观众。《新中华报》报道演出首日的情况时说:“青救总剧团公演《雷雨》义卖一天,票价收入四百二十元,悉数捐助绥德灾胞。”
  该剧团于1941年9月23日改组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
  1940年9月6日,鲁艺为庆祝八路军百团出击的胜利举行晚会,再度公演《日出》。
  1940年9月19日,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即西北文艺工作团前身),为母校三周年纪念公演《蜕变》。
  1942年5月,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出了曹禺剧作《北京人》。
  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陆续上演曹禺剧作:
  1941年1月,晋察冀边区抗刮剧社在河北平山小北头村为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演出《日出》。2月,又演出了《雷雨》。导演汪洋,赵森林饰周朴园,歌焚饰蘩漪,吴畏饰周萍,张友饰周冲,胡朋饰鲁妈,胡可饰鲁贵,林韦饰四凤,袁颖贺饰鲁大海。
  1941年3-4月,山东根据地战士剧社演出了《雷雨》。
  1941年春,“西战团”在河北省平山县公演《雷雨》,演员们深受感动。“边区人民虽然在深山僻野,几年来欣赏艺术的水平却是大为提高,对于演《雷雨》这样的大戏,竟是如此地热爱:记得在赵家庄彩排《雷雨》时,有许多老乡坐在台下,一直熬到天亮,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在边区那样困难条件下,演出要发挥高度的创造性:舞台搭在河滩上,有时就利用土坡埋上几根杆子挂汽灯;大道具用的沙发是用驮架摆上五个背包,上面蒙上一块毡子;其他布景、道具的代用品就更多了。有一次老乡要求看《雷雨》,开幕前,忽然飘飘落下鹅毛大雪,我们想改天再演,老乡不同意,坐在台下不走。既然观众有如此大的热情,也鼓舞了台上的演员,于是拉起大幕就演出了。雪越下越大,观众坐在雪地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台上演员虽然穿着单衣裳,看到老乡这种热爱戏剧的精神,感到浑身像火烧似的,也忘记了寒冷;只有下了场,回到后台时才感到原来是在冬天。谁说山沟里的人不热爱艺术呢!谁说只有大城市少数所谓‘有文化’的人才懂得艺术呢!边区解放了的人民,给了戏剧工作者以很大的鼓舞力量。”(贾克:《一支活跃在敌后方的戏剧尖兵》,载《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第一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1941年5月,在晋冀鲁豫边区,以先锋剧团(即八路军一一九师宣传队)为主,演出了《雷雨》。
  1941年9月23日,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改组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于11月公演了《雷雨》。
  1942年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如皋南坎镇演出《雷雨》。王啸平导演,李明饰蘩漪,常竹铭饰四凤,天然饰周萍,顾宝璋、王婴饰鲁妈,朱祖培饰鲁贵,沈西蒙饰周朴园。不久,又两次演出《蜕变》,王啸平导演。
  1942年,新四军四师文工团演出过《原野》,冯健主演金子。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拉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到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为止,整风结束。
  在延安整风期间的1942年5月2日至5月23日,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以后,广泛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延安剧界人士纷纷开展自我批评。工余《日出》演出负责人之一的张庚说:“两年以来,自从延安演了《日出》之后,演出‘大戏’成了一时的风气。所谓‘大戏’乃是外国的名戏和一部分并非反映当时具体情况和政治任务的戏。……这不能不说在剧运上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倾向,造成了下面不合理的现象:专门讲究技术,脱离现实内容,脱离实际政治任务来说技术的倾向,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现实生活不发生表现的兴趣,失去了政治上的责任感……”(张庚:《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剧界再未演出曹禺剧作。
  但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团体,仍然有演出曹禺剧作的,包括《雷雨》在内。直到1944年,新四军还在苏中地区演出了《日出》,王啸平为总导演,葛鑫导演了第三幕。
  综上所述,从1940年至1944年,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文工团争相上演曹禺剧作,先后演出过《雷雨》《日出》《原野》《蜕变》《北京人》等五个大戏,充分显示了延安和各根据地干部战士和广大群众对曹禺剧作的喜爱,显示了曹禺剧作的社会价值、教育意义。
  曹禺剧作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热演,其积极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对边区干部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艺术修养上都起了提高作用。毛泽东之所以主动找鲁艺戏剧负责人张庚谈话,建议延安也上演一点包括曹禺在内的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正如张庚回忆说的:“现在想来,是有寓学习于娱乐的意思,具有开阔革命干部眼界的意思的。”(张庚:《延安十年戏剧图集》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二是满足边区人民丰富文化生活的精神需求。当时的边区群众特别是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已经不再满足于活报剧、独幕剧这样的剧作形式,他们也需要剧目多样化,渴望高水平剧作的演出。因此,他们对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目表现出很大的热忱。
  三是使青年专业工作者在剧本创作和表导演艺术上获得提高,为他们今后创作和表导演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抗敌剧社多次演出《雷雨》《日出》,胡可和杜烽分别在剧中扮演过鲁贵、胡四和福升,这种演剧体验,正如胡可所说的“无异于对这些名作的精读”,胡可日后创作出《战斗里成长》,杜烽则创作出《李国瑞》,都是优秀的话剧。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出的《雷雨》中,沈西蒙扮演周朴园,顾宝璋扮演周冲,多次扮演的艺术经历,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沈西蒙后来执笔写出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顾宝璋则写出话剧《东进序曲》。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李明在苏北根据地多次主演过《雷雨》《日出》,还在《蜕变》中演过重要角色,表演出色,被誉为新四军的“四大名旦”之一。这样的艺术经历积累的经验对他后来的表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工作,主演和参演过《长虹号起义》《团结起来到明天》《椰林曲》《凤凰之歌》《情长谊深》等著名电影,再次主演话剧《雷雨》《日出》,还主演了话剧《上海屋檐下》。
  (三)中旅鼎盛时期的《雷雨》演出
  在整个抗战时期,就沦陷区而言,演出曹禺剧作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首推中国旅行剧团。在全面抗战之前,从1935年至1936年底,中国旅行剧团上演《雷雨》就达五六百场,高居国内作家剧本演出排行榜之首。(《大公报》1937年1月24日)抗战爆发之后,武汉沦陷之前,中旅又演出了《雷雨》《日出》,并赴香港演出《日出》。
  1940年3月8-21日,中国旅行剧团在璇宫演出《雷雨》14天27场,3月22日-4月5日,演出《日出》,每天日夜两场共30场。同年又三演《雷雨》,两演《日出》。他们演出的《原野》也颇受欢迎。
  1941年又两演《雷雨》,三演《日出》,一演《原野》,仍是日夜两场,共演39场。
  上海沦陷后,中国旅行剧团的演出活动受到日寇迫害。1942年9月,唐槐秋被日本宪兵队传讯,不得已于9月中旬离沪北上天津,演出《雷雨》《日出》《原野》等剧。
  在天津,唐槐秋又遭到日伪机关传汛。
  1943年1月,唐槐秋率团赴北平演出,全体成员被日本宪兵队以“通共嫌疑”关押了40天。大部分成员获释后,唐槐秋一家人还被关押了一段时间。
  1944年,唐槐秋在上海重建中旅,在丽华、美华、绿宝三个剧场演出,主要剧目是包括《雷雨》在内的曹禺早期三部曲。
  1945年春节,唐槐秋等10人在苏州陶陶大戏院演出《雷雨》《日出》,6月开始,又应邀演出《日出》《雷雨》等剧目达三个月之久。
  由此可见,在抗战期间,中国旅行剧团始终把曹禺早期三部曲作为看家戏,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9月,中国旅行剧团与南京夫子庙一家名叫飞龙阁的小剧场(有500个座位)签了半年合同,演员有唐若青、孙景璐、邵华、张雄、狄梵、程辰等旧人,演出《雷雨》《日出》《原野》《夜光杯》《金小玉》(李健吾编剧,邵华导演)《吝啬鬼》等剧,营业情况较好,经常是每天日夜两场。
  由于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中旅这个纯粹的民间职业剧团逐渐举步维艰,老友田汉、阳翰笙,洪深来南京看望唐槐秋,都劝他别再干下去了。
  1946年4月,在上海关心大戏院,由重庆赴沪的陶金、章曼苹夫妇和石挥等中旅旧人邀请当时在南京的唐氏父女,共同举行一次尽量按《雷雨》首演的“原班人马”的纪念性公演。周朴园--唐槐秋,侍萍--唐若青,四凤--章曼苹,鲁贵--石挥,蘩漪--罗兰,鲁大海--陶金,周萍--张伐、李纬(AB角),周冲--史原,这次公演《雷雨》的剧组,是由当时中国话剧界的顶尖演员组成。演出引起轰动,连满数场。
  1947年2月中旅在南京正式宣告解散。
  1950年1月,唐槐秋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以中旅名义又演出一月,剧目有《雷雨》《日出》《夜店》,观众踊跃,场场客满,这是中旅最后一次演《雷雨》《日出》,也是唐槐秋最后的舞台导演。
  为什么中旅演出的曹禺三部曲,对广大观众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
  首先,中旅演出的这三个戏,通过演员创造性的劳动,将戏剧文本转化成了舞台上一系列生动感人的形象。
  比如《雷雨》的舞台演出,赵慧深扮演的蘩漪,唐若青扮演的鲁侍萍,陶金扮演的周萍,章曼苹扮演的四凤,姜明扮演的鲁贵,都是一个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
  赵慧深塑造的蘩漪前面已经论述过,这里将唐若青表演《雷雨》鲁妈的情况简介一下。唐若青以《雷雨》中鲁侍萍的悲剧形象显示出超凡的演技而震惊观众,对此,大家一直都有很高的评价。一位记者在报上说:“没想到会饰小姐、少奶奶的唐若青也会饰这老妇人的角色,显然的,她是一个话剧的天才。”(《中旅演出<雷雨>的批评》,载《庸报》1936年12月15日第9版)一位评论者说:“几乎使我不敢相信这老女人的扮演者就是那《英雄与美人》中的少女拉伊娜,同时也为这位演员庆幸,她扮演老妇也会成功的,她已经化身为心中蕴蓄了许多隐痛的鲁侍萍了。以扮演少女著称的唐若青可忽演老妇,并且成功了。这不能不说是中旅的意外收获。她在第四幕中被迫允婚的表情很精彩,心中的隐痛都到了观众的眼里。四凤发誓时,及与周朴园道破隐情时,也很能把剧中人的心情做起。”(《我对<雷雨>要说的话》,载《庸报》1935年10月22日第9版)著名表演艺术家孙道临晚年回忆中旅,在赞扬唐若青扮演陈白露把“演剧天才发挥到了极致”以后,紧接着评论唐槐秋、唐若青父女俩人同台演出《雷雨》,他说:
  “在演《雷雨》时,他们父女俩人一个饰周朴园,一个饰鲁妈,两人三十年后,重又见面时一大段对白,丝丝入扣,时起时伏,传达出各自的复杂的感情。那时,我往往在后台谛听着他们的声音,在台下观众一片静寂中,他们的专注是那样富于冲击力,使我感到像置身于一座古典悲剧的殿堂之中,体味着人生的曲折与凄怆。
  “我想,大概也是由于他们父女俩这样精彩的表演,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观众,同时也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爱好戏剧的青年进入他们的剧团,而且有不少人成为光芒闪烁的演员。
  “我参加中旅较晚,时间也短,但是中旅带给我的种种启发是宝贵的,是我演员生活中甚为难忘的一页。”(孙道临:《中旅--我在舞台上的第一个学校》,《团结报》1998年10月22日)中旅演员能在舞台上创造出曹禺剧作中光彩夺目的角色形象,得力于团长唐槐秋慧眼识人,大胆用人和严格要求。中国青艺著名演员邵华说:“我四十年代进入中旅,什么也不会。我演的第一个角色叫张乔治。我当时还很不明智,跟唐先生说,我想演《雷雨》中的周萍,我自以为自己年轻、漂亮。唐先生说:‘你等以后再说吧!’”
  “后来果真实现了他的诺言,可见唐先生是怎样培养演员的。在《雷雨》中,我除冲儿没有演过,因为个儿高,所有男角色都演过。《日出》中除王福升没演过,其他所有男角色也演过。《原野》中所有的男角色也演过。这不是我能干,而是唐先生对演员的信任与锻炼。如果说我后来在舞台上还能演些戏,这与中旅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中旅5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唐槐秋与中旅》第37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6月)其次,中旅在长期的演出实践形成了严谨清晰、铿锵有力、惊心动魄、饱满流畅的独特艺术风格。
  这种艺术风格,话剧界的老同志称之为“中旅模式”。这种风格与唐槐秋的导演风格是紧密相连的。“唐槐秋大胆使用演员,又在艺术上严格要求。尽管《雷雨》、《日出》、《原野》一演再演,但每次重演都重新排过,而每次唐槐秋总是牢牢地把握住演出的总体风格。”(《中旅5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唐槐秋与中旅》第385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6月)中旅著名女演员林默予这样描述中旅的演出风格:“唐槐秋先生导演的戏注重人物感情和人物关系,尤其突出节奏鲜明。在《雷雨》的处理上,很有特色,表现在台词的效果上就很明显。京剧的唱、念讲求‘盖口严’,中旅的台词也有这个特点。台词说得干脆利索,不拖泥带水,要清晰、送得远,使观众听得真切、有力,抑扬缓急,紧凑严密,能扣人心弦。”“节奏强烈,如《雷雨》第一幕,鲁贵讲鬼、蘩漪喝药等场,唐先生亲自排,亲自演,冲儿劝,萍儿跪下劝,蘩漪终于撑不住了,‘哗’的一声倾泻而下。第二幕中鲁侍萍撕支票的台词,有音乐性、有激情。最后周萍打鲁大海,鲁妈急了,‘你是萍--凭什么打我的孩子!’……中旅的风格用几句话说是:语言上严谨清晰,铿锵有力;节奏上音乐上惊心动魄,一泻千里。”(《中旅50周年研讨会上的发言摘录》,《唐槐秋与中旅》第4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三,中旅把剧作与演出在“话剧民族化”上统一起来了。
  本来曹禺剧作的艺术成就之一,就是把西方戏剧技巧与民族生活内涵这两方面结合成为一体,创造出一系列活生生的中国人形象,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剧作的这种民族化特色,与唐槐秋创造性的民族化导演手法相辅相成,使曹禺的话剧看起来既有强烈的舞台魅力又有浓厚的民族韵味。
  中旅成员周楚说:“唐槐秋带领中旅的演员,善于吸收各家所长,综合运用在他们的演出中。我不好说他们奉行什么流派什么体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也好,梅耶荷德、布莱希特也好,很难说他们学哪一派,他们是面对中国的观众,探索那种全中国观众认可、信服的表演艺术技巧。如果刨根问底的话,他们更多地是借鉴了我国戏曲舞台的表演方法。面对中国观众,从中国普通观众的审美习惯出发,参考外来的表演方法。”(转引自洪忠煌《话剧殉道者--中国旅行剧团史话》第123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第四,中旅在演出曹禺剧作的实践中初步建立了高效、精干的现代演出经营管理体制。
  一是抓剧目建设,选择“意识”与“技巧”皆佳的剧本,作为剧团的上演剧目。
  唐槐秋认为一个剧本既要有一定的思想性,又要有舞台上的戏剧性,要适合舞台演员表演,如果能够磨炼演员的演技则更好。曹禺早期三部曲的出现,让唐槐秋喜出望外,因为它们实现了他对演出文本的理想。比如《雷雨》的主题反映了封建大家庭压制下个人的自由和幸福的毁灭,它的“意识”既有人性的深度,又具有社会的广度,加上浓烈的戏剧性、完全“中国化”的审美体现,演出之后一定会给中国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审美感受。因此,“从文本策略的角度来看,中旅与《雷雨》的结合,可以视为一种典范,是时代精神实质、创作主体的艺术追求、观众审美趣味的三位一体。”(徐珺:《论中旅的经营管理策略》,《戏剧艺术》2004年第4期第42页)二是抓演员队伍建设,形成艺术竞争、人才流动的灵活机制。
  演员实行考试制。严进宽出,认真培养,人尽其才。演员实行合同制。合同期满,留走听便,合同期内,各尽所能。还可以像戏曲演员那样“一赶二”“一赶三”,比如唐若青在《雷雨》中可以今日扮侍萍,明天演四凤。演员待遇实行“薪金制”。初创时期实行的是“供给制”,随着剧团经济状况的改善,很快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按劳取酬。演员实行“明星制”。唐槐秋是我国话剧史上第一个宣传话剧“主演”观念的人,他将演员的名字高高地悬挂在剧场最醒目的位置,斗大的名字刊登在报纸上,新闻发布会常领明星出场一一介绍,大小海报上刊登男女主演的照片。
  三是抓剧作家、导演“聘任制”。按照剧本上演税、导演税的实际情况,外聘一些剧作家、导演,国内不设专职编剧、专职导演,避免剧团养人过多。
  (四)北平剧社与《雷雨》
  1938年5月成立的北平剧社,成员大部分为学生,这个业余剧团是北平话剧队伍的一支主力。前后共有400人参加北平剧社,成员有石挥、张镇、舒润华等。社长魏石丸捐出家里住房作剧社社址。
  北平剧社演出的主要剧目是《雷雨》《日出》《原野》《茶花女》等。在敌伪的严酷统治下,北平剧社坚持不演汉奸戏。有不少人由于参加北平剧社而走向专业;也有不少青年群众由于接触北平剧社,最后参加了革命。
  剧社在一次演出《原野》时,有人在舞台上的布景铁道旁立着的“哩石”(里程碑)上分下“918”字样,意为纪念“九一八”事变,让看戏的观众意识到勿忘“九一八”。伪警察局来找麻烦,演员们十分气愤。魏石凡当即请演出人员在剧本上签名。自己在剧本上写了“可悲的一页!”
  担任北平剧社顾问的邢振铎,193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将《雷雨》译成日文,并在东京与正在早稻田大学研修的陈叔亮同台演出过。“他以北剧顾问的名义,起到掩护北剧的作用。他当时任伪职,但他实际上是一位地下党员。他的政治面目,后来由曾与他同在北大法学院地下党的郝贻证实。”后由于邢振铎的日本妻子向日本宪兵队告密,因而惨遭杀害。(刘景毅:《难忘的北京剧社八年》,载《北京剧社史》第51页)
  (五)国立剧专与《雷雨》
  成立于1935年的国立戏剧学校(1939年升为大专,简称国立剧专),在抗战期间,演出过《雷雨》(社会教育公演,1944年),《正在想》(1939年,曹禺改编、导演),《蜕变》(1940年,张骏祥导演、设计),《黑字二十八》(1941年4月,江安,刘静沅导演,陈永倞设计),《日出》(1943年1月,江安,剧专教职员新年公演,余上沅导演,陈永倞设计),《北京人》(1943年6月,江安,洪深导演,第六届毕业公演)。
  剧专校友剧团先后演出了四个曹禺的剧作:《雷雨》(1941年7月,与八一剧团联合公演于重庆国泰戏院),《日出》(郭兰田、何英导演,1938年秋公演于重庆国泰大戏院),《黑字二十八》(蔡松龄导演,陈永保设计,1941年4月于重庆),《家》(郭兰田导演)。
  战后剧专迁回南京之前,1946年5-6月,在北碚接连公演了曹禺的三个戏:《日出》《家》《蜕变》。
  总起来看,在剧专十四年的教学中,一共上演了《雷雨》《日出》《蜕变》《北京人》《家》《黑字二十八》《镀金》《正在想》8个戏,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前上演曹禺剧目最多的一个艺术单位。
  老师们通过曹禺剧作的排练,向学生传授了戏剧艺术的知识。
  (六)上海“孤岛”与《雷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十一月十二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上海沦于日军之手。由于当时日本与英美法等国尚未开战,所以,北起苏州河,东至黄浦江,西到静安寺、海格路,南迄徐家汇路、肇嘉浜路市中心的一块所谓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尚未被日军占领,时称“孤岛”。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孤岛”戏剧运动具有独特的斗争方式,戏剧工作者多次上演曹禺名剧,既对付租界当局的限制,又对人民进行进步宣传活动。
  1937年10月,于伶、欧阳予倩等组织成立青岛剧社,于1938年元旦起开始公演《雷雨》《日出》等剧。
  同年,于伶等又成立上海剧艺社,演出《北京人》《镀金》等剧。
  1939年,上海业余剧团演出《日出》等剧。
  1941年,上海职业剧团演出《蜕变》。
  现实主义的剧作和演员们严肃认真的舞台作风,受到了“孤岛”人民的赞赏。
  在抗日战争时期,曹禺剧作的演出曾不断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迫:一是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中旅唐槐秋因演出曹禺剧作两次被捕。二是国民党当局的压迫,曹禺剧作曾再三遭到禁演。
  1938年,曹禺指导剧专学生排演《雷雨》,国民党当局因为剧本写到了工人罢工,有煽动之嫌,下令不准演出。
  1941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中宣字第951号公函称:“曹禺所著《雷雨》剧本,不独思想上背乎时代精神,而且情节上有碍于社会风化,此种悲剧自非我抗战时期所需,即应暂禁上演,剧本不得准其再版……”(石曼:《重庆抗战剧坛纪事》第8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7月)1942年2月28日出版的《教与学》杂志载,教育部函准中宣部,特训令各教育厅转饬各学校暂停上演曹禺著《雷雨》。
  1943年4月,中国万岁剧团在重庆演出《蜕变》后,一度遭到禁演。
  8月20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列出自1942年4月至1943年8月查禁不准上演的剧本一览表,共116种,其中有曹禺的《原野》。
  1945年,重庆国民党宣传部又公布查禁的有曹禺的《原野》《雷雨》,必须修改后才可演的有《日出》。
  然而,不管当局如何压制,曹禺的剧作在抗战时期还是不断地活跃在大江南北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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