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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为何撰文批判胡风、吴祖光和萧乾等人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1 19:50:53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郭怀玉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鲁、郭、茅、巴、老、曹”中,曹禺是最年轻的,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相比较而言也是最系统的。但是,许多人对曹禺有一些看法,比如,曹禺为什么建国后写不出比解放前更好的话剧了,他是否江郎才尽了;曹禺为什么从政了,他是否好跟风;曹禺不讲情义,在建国初期写了一系列的批判文章,不仅批胡风,而且也批他原来的好朋友,等等。

其实,提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有错误的,也是不太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第一,曹禺建国后没有写出比解放前好的话剧作品,难道说别人写出了(除鲁迅去世以外)?同样没有,甚至还不如曹禺,曹禺最起码还写出了《胆剑篇》和《王昭君》。第二,曹禺从政了,别人没有从政吗?许多人比曹禺还过之而无不及。第三,曹禺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写那么多的批判文章,连老朋友都不放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以下详细谈谈。

解放后的曹禺虽然是政协委员、文联和剧协的常务委员,但是鉴于当时的文艺界空气一直不太稳定,时紧时松;其次是曹禺毕竟是从国统区过来的,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接触很晚,也没有接受过新思想的正规培训,像他这种身份的人有的已经被主流意识抛弃得很远了,如沈从文、朱光潜等。所以曹禺必须迎合当时的主流思想,其实许多与曹禺一样经历的人都是这样做的,比如老舍。195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曹禺被委任以院长职务,他觉得自己与党又近了一步,但是这个时候的文艺界气氛已经变得相当紧张。“胡风事件”也浮出了水面,1955年初曹禺看到了《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里胡风牵涉到了曹禺:

一个剧本[i],写的是抗战前上海没落社会的人物,他们被所谓金融家或大流氓头子控制着,有渴血者,有醉生梦死者,有追求新生者,有被牺牲者。这被牺牲的是一个穷苦的女孩,受不住凌辱,自杀了。解放以后,作者重新修改了。怎样改呢?那女孩没有自杀,被无产阶级救出来了。……

这样的修改,如果是照的理论批评家的意思,那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但如果是作家自动修改的,那更足以说明:何其芳同志等的理论棍子把作家威吓到了怎样的地步![ii]

曹禺立即写了一篇澄清事实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在说谎》,他首先否定了胡风的说法:

我想我有权利对胡风说几句话,因为无论如何,修改《日出》是我作的事情。为什么修改,以常情而论,应该是我比胡风知道得多一点。

曹禺认为自己有发言权。他觉得《日出》1935年写出之后,自己总觉得没有写好,“没有能把新的力量,代表革命的力量在戏里表现出来”,所以“后来,无论谁一提起我写的《日出》,我就有些不自在。……解放以后,这个感觉更强烈起来”。至于后来曹禺自己感觉到这是“一连串错误的修改”时,他认为“原因是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并不接近、也不了解当时的革命力量……其结果必然是写得不真实”。因此,曹禺认为他的修改并“不是受了谁的理论的威吓才想起修改的”,这确实是自己的思想,胡风如此说法是一种“横蛮又伪善的行为,这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应该做的事情。”

其实,即使到现在我们来看曹禺的解释都可以看出,曹禺的解释是正确的,是发自内心的。正如钱理群所说:“(曹禺)凡事首先否定自己,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客观环境,而不愿、也不敢去思考客观环境本身有什么问题。这开始是出于对新时代及其创造者们的信任与敬慕,还包含着自己未能为创造新时代付出代价而感到的内疚,久之就成为思维习惯以至定势,逐步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iii]

如果再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推断的话,可以这样说,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期里,文人们人人自危,胡风在文章中引用曹禺的作品作为论据,对于正处在敏感期的曹禺来说,曹禺的强烈的自保意识占了上风,所以他不得不进行自我辩诬。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5月18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逮捕。曹禺更感到怒不可遏,他写出了《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谁是胡风的“敌、我、友”》:

今天全国人民已经完全明白了:胡风和他的小集团是一个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组织。(《胡风,你的主子是谁?》)

读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刊载在后面的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我觉得对胡风,已经没有甚么话可谈了,因为事实摆得这样清楚……(《谁是胡风的“敌、我、友”》)

因为胡风案件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升级的,所以,并不是某一个像曹禺一样的作家能起主导作用的。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中披露说:对胡风的揭发材料出来后,“在文艺界和人民群众当中引起的激动和愤怒确实很大。”大多数读者对此都是坚信不疑的。康濯举了两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曹禺:曹禺在写了《胡风是走的哪一条路》之后,他马上又看到了一批揭发胡风的材料,于是他又写了《后记》,因为他像许多人一样,觉得实在无法看下去了。康濯对曹禺此举评价说:

从曹禺同志的这些话,可以看到胡风给舒芜的信的确是使人气愤的,当时曹禺同志不完全讲的是真话吗?……至于由此而像曹禺等同志写的批判文章,当时自然也就更是完全正常的了……写这些文章的责任也就不在曹禺同志等作者了。[iv]

张耀杰说“对胡风当年措辞尖锐的评《蜕变》、评《北京人》,曹禺是耿耿于怀的”[v],这种说法是有待商榷的,一是当时批判胡风的文章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在写,比如吴祖光在1955年5月17日的日记中就有“晨五时起,写反胡风文章。”[vi]二是胡风在四十年代对曹禺的批评并不尖锐,三是曹禺根本不是小肚鸡肠的人,十多年都过去了,现在还有什么意义呢?当年《雷雨》、《日出》出版后,那么多人对他进行评判,他不但没有“耿耿于怀”,而且还认为“这些批评家,对我作品的理解远远超过了我本人”[vii],每篇文章都是“公允与诚挚”[viii]的,所以这些人是不可能成为解放后曹禺忌恨的对象的[ix],曹禺写文章批评他们是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的天真和热情。尤其是1956年7月曹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x],成为一名正式党员以后,他的学习、工作更加认真和积极了。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曹禺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12月22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改选了书记处,新的书记处由茅盾任第一书记。老舍、邵荃麟、刘白羽、曹禺、臧克家、吴组缃、章靳以、张光年、陈白尘和严文井任书记”[xi]。曹禺入党不到半年就又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任职,使在政治上胸无城府的他感到重任在肩,他的压力更大了。曹禺这个时候认为共产党已经接纳了他,而且他还身居党的领导地位,所以他的讲话发言次数就应该多起来,否则,他对不起党的培养。

许多人对曹禺在1957年7月写的两篇批判吴祖光的文章《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质问吴祖光》一直有看法,觉得曹禺有落井下石的味道,其实不然。我们根据当时部分当事人的日记就可略见一斑。

《吴祖光日记》记载:5月14日“夜汪明来逼稿,无奈以《戏剧报》记者名言写《吴祖光谈后台》短文二千五百字。”在后来被大家集中抨击的《吴祖光谈后台》一文中,吴祖光却也搬出了曹禺:

比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想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xii]

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也应该看看吴祖光当时的思想表现,吴祖光在5月30日日记中也很主张整风:“连日整风,到处情况严重。党近年来已呈衰老现象,若不整风,崩溃堪虞。”5月31日“下午二点半到文联为整风开会,翰老主席,我第二个发言,剀切陈词令人震动。谈至八时半,发言者六七人而已。”平均一个人不到一个小时的发言,可谓长矣。6月14日吴祖光又记:“连日各报反攻反社会主义右派之言论甚为激烈。罗隆基章乃器辈之投机分子遭此打击乃天理昭彰也。”他甚至还在6月21日“白天检出52年罗隆基破坏齐白石影片文件,送《人民日报》。”为批判罗隆基提供证据材料。但是由于风云突变,6月23日开始吴祖光在日记中就开始记录田汉怎么样对他进行迫害了:

午后到剧协开会,田汉主席,是整我在《戏剧报》上发表的文章的。田声色俱厉,此为我平生第一次挨此等大会的批评。深觉出言过火,悔之不及(6月23日)

晨致田汉老,新华社未发消息,一宵未眠至此心下稍安。……晚与田谈话,田命我检查思想,谈了一个半小时。事态可更趋和缓。《文汇报》发布了消息,只得由它了。(6月24日)[xiii]

应该说,吴祖光与田汉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据有关资料记载,时任剧协主席的田汉根据吴祖光的发言稿而“大笔一挥,将标题定为《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xiv]。

所以,到了7月份,不知内情的曹禺天真地以为吴祖光作为自己多少年来的好朋友,现在突然向我们社会主义“进攻”,这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曹禺写《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我读了十四期《戏剧报》上发表的右派分子吴祖光在文联第二次整风座谈会上发言的摘要:《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个题目,是编者根据他发言中的话给加上的,不是他原来的,我看加得非常好。

曹禺写第二篇文章《你为什么这样?——质问吴祖光》[xv]的原因也就不答自明了。在当时的刊物上,吴祖光的《吴祖光谈后台》这篇文章的下面就是田汉的《读“吴祖光谈后台”》[xvi] 的批判文章。在当时那样一种条件下,吴祖光居然还在拿曹禺的话为自己辨白,并且也不是曹禺的原话,这样,曹禺自然要“质问”了。这个时候,并不是只有曹禺才写这样的文章,梅兰芳在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写下了《坚决驳斥吴祖光的右派谬论》,老舍也在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祖光为什么怨气冲天》,等等。即使是吴祖光不是也在跟风吗?曹禺这时已经是书记处书记了,如果不发言、不表态,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了。

在1957年8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九次会上,曹禺针对已经被批判了两年的“丁陈反党集团”进行了讲话:《我们愤怒——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第九次会上的发言》:

同志们,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党员,各方面知道的很少。这一次会上揭发的事情,叫我震动,叫我愤怒。感谢党叫我参加这次会,我真是得了很大的教育。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党的会议,被批评的是我认识的人……

建国后的短短几年内,曹禺的一些来自国统区的同伴们有好几个都被批评了,被抛弃了,更谈不上入党和升迁;但是曹禺却是一路顺畅,既当院长,又入党,还被选为党组书记,这对曹禺来说,感触太多了,所以曹禺讲的是他的内心话。他“痛切感到,高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彻底改造,入了党更要继续改造”。同时他还得出“一个真理,那就是,一个党员必须忠实于党,否则,人民就是不答应你,你只有走向毁灭的一条道路。”

在这篇文章中,其实曹禺都是听别人所讲,他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丁玲和陈企霞有多反党。曹禺说丁玲:“这次我参加会,从揭发的关于她的事实看,我感觉简直是‘天转地复’。我才发现她原来是这么一个对党不忠诚,作风不正派的人。”曹禺谈陈企霞:“听了方纪同志对陈企霞的揭发后,我觉得陈企霞的反党活动是万分险恶的。他对柳溪的行为简直不是人做的事。”通过这次会,曹禺发现“有两种人,一种人是透明的,使人看得见他的心”,刘白羽和周扬就是这样的人,这“是真正的党员在说话”;而丁玲和陈企霞就是“一片乌糟糟,很不干净”。曹禺一边批判,一边谦虚地两次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入党不久,希望入党早的同志们多指点我,使我好好改造自己,给我教育。”并且进行了表态:“我衷心拥护党”对丁陈所进行的最后的挽救政策。他真诚地劝说丁陈二人:“一个人把自己那样龌龊的过去坦白出来,彻底丢开,绝不是从此毁灭了,见不得人了。而是从此才能得到党的信任,我们的信任,才有一天能回到我们中间,我诚恳地希望丁玲、陈企霞转过心来,下一次大决心,再做新人。”曹禺其实就是这样做的,把自己的过去完全抛弃,痛下决心。所以对曹禺的这次发言大家感到“很精彩”。

其实,曹禺的这次发言是被布置好了的,是别人帮助他设计的,因为郭小川在1957年的日记中有记载:8月1日上午“开始碰头,研究下午的会。为了让曹禺第一个发言,特地由我去曹禺处,与他共同搞了一个发言提纲。……下午,曹禺第一个发言,很精彩。”[xvii]然后是连着几天进行批判,到8月7日,在斗争会上许多人都发言,“何其芳发言尚好,老舍大讲他自己的功劳,最后几句话很厉害。”[xviii]后来曹禺在另一次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上又做了发言,题目是《灵魂的蛀虫》,发表在8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

任何人都会震惊:这几年来丁玲原来一直和陈企霞等人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参加作家协会党组的扩大会议以后,我才发现……

可以说,也就是曹禺当了领导后才发现了丁陈的一些所谓的具体问题。曹禺在此文中对他们进行了一番抨击以后认为:“这群‘作家’早已不是‘灵魂的工程师’,而是‘灵魂的蛀虫’。”

曹禺8月23日写的《斥洋奴政客萧乾》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对萧乾的批判应该说也是预先准备好的。据郭小川日记记载,8月9日晚上“总理和小平同志召集文艺界同志谈了反右派斗争问题,认为斗争已展开,很多大鲨鱼浮上来了。”10日,郭小川等决定“商量萧乾问题”,后来他还“给曹禺打了一个电话,到笑雨处漫谈了一会(儿)。”11日“与文井商议萧乾的斗争会的问题”[xix] 15日“开斗争萧乾的大会。由茅盾主持”,然后是陈白尘、笑雨、荒煤、沙汀和周立波等发言,曹禺是“最后发言”的。曹禺在文中说:“在对萧乾的辩论大会上,我听了同志们对萧乾的揭露,那些事实真使我们愤怒极了。”所以曹禺还是同对胡风,对丁玲、陈企霞一样,从大家的揭露中才发现萧乾等是有问题的,曹禺并不是始作俑者:

大家说他是个泥鳅,这在他的文章里也看得出来。我们批判萧乾,就指出他的短处、缺点、错误,爽朗地批评他,希望他能够重新变成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人,不打歪算盘的人。

1957年9月9日,曹禺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他对反右的基本态度和认识:《人与人——昨日和今天》。他以“‘阴阳河’里的游魂”来比喻当时的右派情况,人的灵魂渡到那边的就是“鬼”,返回到这边的还可以叫做“人”。曹禺认为反右派斗争首先就是“立场”问题,否则“便成了一个颠倒黑白的疯子”。如果现在有些同志还认识不到新社会的优越性,那就是很危险的,很可能会“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即使是“朋友之间应该以正义、真理见面,而不是‘群居终日,好行小慧,言不及义’”,还有夫妻之间、父子之间也是这样:“今天的夫妻之间产生了一种优美的、社会主义的空气,他们用工作成绩互相鼓励,用教育下一代的责任互相督促,用高贵的对人民的感情来丰富夫妻的生活。”而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因为“有了正确的空气”而变得冷冰冰,相反,经过学习改造等“一度变化之后,父子都成了崭新的人,那种新的父子关系真叫 ‘其乐也融融’”。

当时的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许多文人都被打成了右派,而许多文人却都在写这方面的批判文章。北京人艺的戴涯也是如此。1957年8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发布《北京话剧界揭发出戴涯为首的右派小集团的阴谋活动》[xx],覃柯在《戏剧报》发表《戴涯称霸戏剧界的“美梦”破灭了》[xxi],曹禺也写了一篇文章:《从一只凶恶的“苍蝇”谈起》,因为戴涯“对剧院的党拍桌大骂”,“骂党员‘无感情,没有人性’”,说“党越领导越乱”,这简直是向党的大肆进攻,所以曹禺的语言很不客气,这毕竟牵涉到了大是大非问题。10月份,曹禺作《从一件小事谈起——驳斥右派分子污蔑今日戏剧事业的谬论》,这是他为了表明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联系性,从而来证明现在的社会比当时好,自己的觉悟比较高,同时引用梅兰芳批判吴祖光的话来说明今天的戏剧工作者感受到的民主和自由。后来,覃柯又在《戏剧报》发表《孙家琇、徐步右派小集团现出原形》[xxii],曹禺也写了《巴豆、砒霜、鹤顶红——斥右派分子孙家琇》,因为戴涯和孙家琇都是北京人艺的工作人员。孙家琇“说中央戏剧学院到处都是‘莠草、牛蒡草、蜥蜴、毒虫’”,她要“向共产党点起火来”。曹禺当然不能容忍;不过,曹禺在文章最后还是劝说她:

自然,即使如此,我们还希望孙家琇幡然悔悟,重新做人。在新社会里,朽木能生出绿芽,右派分子只要诚诚恳恳,彻底改变立场,他是可以再生的。

其实,孙家琇也不是没有写过这方面的文章,可能她写得还要更早。1955年8月13日孙家琇作了《揭穿胡风分子阿垅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恶意歪曲》[xxiii]:

胡风集团进行反革命勾当的策略之一,是“从理论上去做‘挖心战’”,他们不仅经常歪曲当前的作家和作品,也对古典的作家和作品,进行恶意的歪曲。一贯伪装“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分子阿垅,更是时刻“窥测方向”,宣传反革命思想和扩大他的反动理论的影响。

反革命分子阿垅……充满了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无比仇恨。当然,除去仇恨党、仇恨人民、仇恨革命之外,胡风分子是不可能有什么旁的感情的。而阿垅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仇恨,更是疯狂到了“热得发冷”的程度的。(《剧本》76页)

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她写道:

别有用心的反革命“文艺理论家”阿垅的阴毒,我们算是揭露了一下,但是他所散布的大量毒菌还尚待清除,我们不要放松战斗。(《剧本》82页)

这种现象实际上是那个时候特有的产物。有学者指出:老舍也在“批判‘冯雪峰、丁玲反党集团’过程中口气比较严厉、表态相对积极”[xxiv];“被读者尊为中国人的‘良心’的巴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也多是顺从的吗?为求‘过关’,不也批判过胡风、冯雪峰吗?”[xxv]巴金在八十年代说:

在那个时期我不曾登台批判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倘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的蠢事,甚至不少的坏事。[xxvi]

所以,这根本不是单个人的问题,不是曹禺跟风过紧、落井下石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人的通病。


[i]指曹禺的《日出》,胡风原注。

[ii]胡风:《胡风全集》(第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iii]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37页。

[iv]牛汉 邓九平主编《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105页。

[v]张耀杰:《政治风浪中的曹禺其人》,《黄河》1999年第5期。

[vi]吴祖光:《吴祖光日记(1954-1957)》,大象出版社,2005年11月版,第125页

[vii]曹禺:《〈雷雨〉日译本序》,影山三郎《雷雨》日译本,汽笛出版社,1936年版。

[viii]曹禺:《〈日出〉跋》,曹禺《日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2月版。

[ix]郭怀玉:《关于曹禺的散文》,《文学评论》2011年第2期。

[x]其实当时许多文人是希望早日入党的。比如吴祖光在1955年12月27日中写道:“我讲话时亦表示了入党愿望。”12月31日:“决心以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期,争取入党。”见《吴祖光日记(1954-1957)》第97、98页。吴祖光在接受田本相采访时却说:“曹禺和我无话不谈,他说‘君子不党’,结果他倒先入党了。” 见田本相 刘一军编:《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其实曹禺比起老舍来还算比较保守的,老舍曾在年离美国前夕向留在美国的朋友表示,他“回国后要实行‘三不主义’,就是一,不谈政治;二,不开会;三,不演讲。”和他回国后的表现正好相反:不是“三不”,而是“三要”。见古世仓 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xi]《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4日。

[xii]吴祖光:《吴祖光谈后台》,《剧本》,1957年8月号。

[xiii]吴祖光:《吴祖光日记(1954-1957)》,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

[xiv]董健:《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89页。

[xv]《剧本》,1957年8月号。

[xvi]《剧本》,1957年8月号。

[xvii]郭小川:《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xviii]郭小川:《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xix]这几处引用均出自郭小川:《郭小川1957年日记》,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6-167页。

[xx] 《新华社新闻稿》(1957年8月16日),1957年第二十号第2622期(新华社北京15日电)。

[xxi]《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二十号,原载《戏剧报》1957年第16期。

[xxii]《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二十号,原载《戏剧报》1957年第17期。

[xxiii]《剧本》1957年第9期。

[xxiv]古世仓 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xxv]古世仓 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xxvi]巴金:《解剖自己》,《真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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