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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独特价值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1 19:51:01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廖 奔

 

 

 

曹禺是独特的。在中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在世界文化宝库中,他都是独一无二的。

一、             他的性格气质、背景环境、学识修养和戏剧经验是独特的

曹禺对时代气息的感知与汲取是独特的。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鲁迅《呐喊》、郭沫若《凤凰涅槃》激励下 [1],在京津学校独特文化环境和氛围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文学青年,汲取了当时社会思想解放、人性解放、民主自由运动的精神成果,又敞开怀抱阅读和接受中外传统著作(思想的、哲学的、文学的、戏剧的),悲天悯人地俯视着当时中国处于社会污垢中的芸芸众生,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独立表达,从而结晶出有独特艺术个性的戏剧成果。

曹禺的戏剧实践以及由此对舞台规律的把握是独特的。他是新文学运动中第一代直接在戏剧舞台上实践和成长起来的剧作家,其后也绝少人能及。他从幼年即浸淫于传统戏曲、文明戏和幕表戏,在校园戏剧兴盛时读南开学校,适逢著名戏剧导师张彭春指导,南开学校成为北方正规学堂组织新剧团并长期坚持创作演出的拓荒者,曹禺则为其中坚人物,改写改编导演并主演了易卜生、高尔斯华绥、莫里哀等人的系列剧作,他因而获得了最初的表演名声。实践使曹禺熟悉剧场、熟悉观众,掌握了舞台感,日后才能写出如巴金所说可读可演的高品位戏剧作品。

曹禺对于中西特别是欧美戏剧宝库的开掘、对于西方戏剧传统的把握是独特的。他对西方戏剧的阅读量大约是当时最巨的,中学时期就几乎通读了英文版《易卜生全集》,后得清华图书馆之利,大量接触了莎士比亚、萧伯纳、契诃夫、奥尼尔和古希腊悲剧作品,以及戈登·克雷的戏剧理论 [2]。潜心发掘使他深入了西方戏剧文化的堂奥,得以使之与自己的传统戏剧文化积淀相激荡,从而将西方悲剧美学观与民族审美精神整一融合。莎士比亚式的舞台实践与精深戏剧文学素养的结合成就了曹禺,使他最终完成话剧成熟化、中国化、独立化的历史使命。

曹禺对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生活的感受也是独特的。他天性敏感、细腻、忧郁、孤独,真诚甚至天真,有着深广博奥的悲悯情怀,又能够“正视人生”[3],精神性的曹禺因而真切体验了五四后新一代文学青年面对一个深沉黑暗世界的内心苦闷,强烈感受到“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4]。他又能真正从性灵出发进行创作,将自己的感知和感悟不受干扰地客观表达在笔下,通过深入挖掘社会与人性间的矛盾,发泄出被压抑的愤闷,这使他的作品探入了人的心灵深处。

曹禺对于戏剧社会功用与艺术功能的理解也是独特的。还在学生演剧时期他就发表见解强调要尊重戏剧规律,提倡客观的写实主义,认为戏剧不能用来“宣传政见”[5]。他坚持写作要出于内心情感的迫切需要,坚持“我是我自己”[6] 的创作个性,坚持作品用形象说话,追求作品的“一团原始的生命之感”[7],怀着强烈的爱恨交织感写人表现人,因而无限止地延展与扩充了剧作内涵的深度与广度。

二、             他的话剧创作及其成就因而是独特的

正是由于上述独特性,曹禺才能够在23岁时即创作出《雷雨》这样中国话剧史上的巅峰之作,并且在短短几年间连续推出《日出》、《原野》、《北京人》这样艺术、思想和技巧都堪称经典的成熟作品。他才能塑造极具个性化的鲜活人物,展示紧张、尖锐的舞台冲突,敷设浓郁的戏剧氛围,创作出富有张力和诗意的作品。他才能以写人为核心,将视角探入到人生内部,深刻揭示出人性的矛盾性,使他作品中的两极人物——周朴园鲁大海、蘩漪侍萍、陈白露翠喜、潘月亭方达生、仇虎焦大星、曾思懿曾石清,都呈现出复杂深奥的人性状态,使作品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而因为具备人性的不确定性,他的作品构成了主题多义,具备多重和无限解读的可能性。处处透示出的博大人文关怀与爱,则使他的作品体现出深邃的生命意识与人类意识,从而具备了浩渺的人性深度与审美价值。

曹禺才能够不断拓宽创作的路径,由家庭悲剧走向社会悲剧、生命悲剧然后是生存悲剧,并且一戏一变招,从精功雕刻转向自然平淡,决不重复自己。而曹禺前期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神秘色彩与命运感,使它们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超然价值——象征性,从而涂抹了浓郁的现代色彩:我们从电闪雷鸣的雷雨里感觉到世界的摧毁力,从太阳初生的象喻里感受到新生对腐朽的风化力,从蛮荒原野感知了不可遏止的原始生命力,从行将就木的旧家庭里出现“北京人”魅影察知了旧式畸形文明将返朴归真。象征性是曹禺自觉追求的结果,是一种抓牢他心灵的“魔手”[8],它使其作品获得了形而上的更为深刻的心灵价值,既使之触及中国传统理解里境外之象、韵外之味的上乘境界,又使他能够在文学层次上超越同时代的中国剧作家而逼近和跨越话剧的欧美高度。

尽管曹禺早期作品始终保持客观冷静的写实态度,他的作品却印有时代精神的鲜明投影,深刻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预示了社会的变革,“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9]。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曹禺虽然没有鲁迅、茅盾等人揭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乡村和都市生活矛盾的主观自觉,客观上却与之殊途同归,其作品补充完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链。如果说,巴金的《家》揭示了封建大家庭的崩溃,茅盾的《子夜》揭示了都市资产者的破产,萧红的《生死场》揭示了农村的凋敝,曹禺的前期作品则用话剧形式把这些内容涵括并浓缩在了舞台上。此前,中国新文学在诗歌、散文、小说上的建树已经树立了新标竿,而话剧这一最难领域尚在期待,曹禺则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在戏剧领域里的最后一跃。曹禺的成绩使中国话剧这一文艺新种类不到30年时间就实现了蝉蜕,也使他在当时仓促草率浮光掠影意念取代形象的众多剧作家中独树一帜。

当然,高个体性和心灵度的经历与写作,缺陷在局限于自我感知,对社会与时代的辐射力不足。虽然一生都在探索人、人生、人的灵魂和人生哲学,曹禺却不尽懂得社会、政治与政治哲学。因此当中期试图从人与黑暗世界抗争的意象命题里跳出来,转而响应时代呼唤、采用较宏大叙事视角观照社会题材时,曹禺显然不具备这方面的特长,他的独特性光芒就削减了。这是曹禺后来作品都未能达到前期水准、因而未能满足人们更高期待峰值的原因。

三、曹禺现象告诉我们什么

曹禺现象表明,作家观察与感受生活、把握时代精神的能力,掌握艺术门类内在规律、广博积累的库存量,对于恰当创作方法和个性风格的自觉遵守与坚守,共同组合为其成功的基石。更重要的,我们从曹禺的价值、意义及其创作生涯的峰谷现象所看到的,是人性魅力的突显和审美价值的张扬——这是戏剧和文学的真缔,是作家须听从内心召唤不随波逐流立足特色保持淡定的创作经验。文学艺术的“大家”就是这样成就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成就。

曹禺戏剧成功的真谛是关注人、关注人生、关注人的命运,揭示人性的复杂矛盾成为始终纠缠其作品的主题。他初期一再抵制创作的观念先行,反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情感宣泄,是寂寞、痛苦之情的抒发,而并非预设主题。他坚持剖析人性矛盾、人生困惑、人类挣扎的精神探索,使作品具有了人性深度和哲学高度。而曹禺的中期后转向不成功告诉我们,创作须遵从于时代精神,但不能直接听命于观念和主题,而要以自我感受和形象思维为主导,坚持“我手写我心”[10]、“写自己熟悉的东西”[11] 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即使显露了弱点,曹禺业已成为独特的文学和戏剧结晶,辉耀于中国文坛与剧坛。就其

中国戏剧史价值而言,曹禺将关汉卿的关怀人生、汤显祖的宇宙意识与人的觉醒兼而得之,不使关、汤专美于前,完成了戏剧人文传统的庚续与现代转型,遂使中国戏剧大国的称号继续葆有至当代。

没有曹禺,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有缺罅,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完整,中国话剧就少了顶峰。曹禺是独特的,因而也是永恒的和不可企及的。

 

                                                2010,9,23


[1]  曹禺说:“我十三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曹禺同田本相谈话记录》,田本相《曹禺传》  );又说:“《凤凰涅槃》仿佛把我从迷雾中唤醒一般。我强烈地感觉到,活着要进步,要更新,要奋力,要打碎四周的黑暗。”(曹禺:《郭老活在我们心里》,《光明日报》1978年6月20日。)

[2]  曹禺在《日出跋》里希望自己“有一只萧伯纳的锋芒的笔”,又说自己几年前读《三姊妹》曾“沉醉于契诃夫深邃艰深的艺术里”,在《雷雨序》里评论易卜生和古希腊悲剧的许多作品,在《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戏剧论丛》1981 年第 2 期)里谈到自己从小就读莎士比亚,在《我所知道的奥尼尔——为〈奥尼尔剧作选〉写的序》(《外国戏剧》1985 年第 1 期)里谈到自己中学和大学读奥尼尔的剧本,在《神妙的舞台——祝贺全国舞台美术展览会》(《人民日报》1982年12月28日)里谈到自己大学时读戈登·克雷的理论文章。

[3]  曹禺:《要生活,也要胆识》,《剧本》1982年第1期。

[4]  曹禺:《雷雨序》,原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版《雷雨》。

[5]  曹禺:《争强序》,原载1930 年南开新剧团油印《争强》剧本。

[6]  曹禺:《雷雨序》,原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版《雷雨》。

[7]  同上。

[8]  同上。

[9]  曹禺:《日出跋》,原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 年 10 月版《日出》。

[10]  此句出自清代诗人黄遵宪《杂感》诗句“我手写我口”。

[11]  夏衍:《夏衍论创作序》,原载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10月版《夏衍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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