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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付邮—致曹禺书》的作者“成己”是谁——兼谈曹禺与孙浩然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2 08:20:34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宫立

笔者近日翻阅民国旧杂志《万象》,在1943年第4期上看到署名“成己”的作者写给曹禺先生的一封信,题为“未付邮—致曹禺书”。《万象》并非冷僻刊物,但这封信从未被收入已出版的各种曹禺研究资料集,更不要说引起曹禺研究者的重视。写信者是谁,信里谈了些什么,这封信对我们研究曹禺先生有什么意义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来阅读这封信。

写信者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想起给曹禺先生写这封信的呢?“这讨厌人的秋雨又下了一整天了。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点拖成了线,流,流下去积成小小的一个水滩,无聊赖地伏在窗沿上向外面望出去,一颗心都给纷乱的雨丝给缠住了,偶然地在水滩里照见了自己十分憔悴的脸,记起那些日子在旧书堆里翻出你的一张小照,照片上的颜色,像记忆一般的,也已慢慢的都要褪掉了”1。是什么样的照片拨动了写信者记忆的琴弦呢?是曹禺先生在天津演《财狂》时的一张剧照。时过境迁,此时此刻,当写信者看着这张剧照,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那时候,我们都还年青,有的是梦想,也有的是热情,为了朋友的一句话,可以跑出几千几百里地去办一件现在想起来几乎是可笑的小事,为了一个戏的演出可以连着三四星期整天整夜地不睡觉!”

写信者还回忆了他与曹禺先生在清华大学第一次演出《娜拉》时的情景,“你该还记得我们在清华第一次演出的《娜拉》吧?事先虽然足足地排了一个月,可是演员里面除了吴京和你以外全是从未上过台的新手,在开幕的前几分钟里,我的心跳动的几乎要从口里掉出来了,手在颤,脚底下也发软,自己向自己重覆地念你告诉我的那句话:‘不要怕!只要记住了台词的第一句和最末一句就不会错的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出台的时候还不是怀着比赴死刑还难过的心情走上去的!到了台上,你像小鸟般扑到我怀里来的时候才看清你涂满了油彩的脸

上黏满着从头套上落下来的假发,不禁地又笑了出来。我记得这样清楚,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做演员的经验,更因为你演了那次戏之后永远再也没有扮过‘女角’了。”

写信者究竟是谁呢?《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的编者认为这封信的作者是李健吾,并由这封信认定“成己”就是李的笔名。2陆耀东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辞典》,徐为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别名词典》也把“成己”当作李健吾的笔名写进了词条。但笔者注意到李健吾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自己男扮女的演员经历时,说过这样一句话,“1931年,曹禺同志在清华大学演出《娜拉》,可能是最后一次男扮女的演出。我听说了,没有赶得上看。”3 这表明曹禺先生演出时,李健吾先生并未到场。而我们从信中可以确定给曹禺先生写信的“成己”不但到场了,并且与曹禺先生同台合作演出了。可见,此“成己”并非是李健吾先生。那他到底是谁呢?综合各种材料,我考证他就是曹禺先生的同学,孙浩然先生,“原名孙成己,笔名古巴,孙成”。4

 

1982年3月29日,曹禺先生接受田本相的访谈时说,在他的中学时代,对他,对他的创作或多或少有些关联的几个十分要好的同学,其中就有孙浩然先生,“他是我在南开中学的同学,也是清华大学的同学,后来他去美国去了。在清华大学,我们曾一起演过戏”。51982年5月26日,曹禺先生对田本相这样谈到孙浩然先生,“他年轻时长得很漂亮。是的,他是个怪人。高兴时讲起来没完,不高兴就不响了,让人摸不透他。”曹禺先生还谈到了孙浩然笔名的由来,孙浩然“在清华画漫画,就用古巴作为笔名,‘古巴’这个笔名,是因为他说话结巴口吃而起的”。61982年5月24日,时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的孙浩然接受田本相的采访时,提到他和曹禺先生等八个同学一块从南开转到清华大学来的,“当时南开大学讲好条件,考不上就不能再回南开了,立了军令状”,结果都被清华大学录取了。据孙浩然先生讲,在南开中学时,他和戏剧不沾边,他只是观众,但他在南开时注意到曹禺先生从没演过男角色,曹禺先生“个子矮,都是演女主角,那时还没有女生演女角的”,7与李国琛、吴京、张平群等被称为演易卜生戏的“五虎将”。曹禺等从南开到了清华,他们也把南开演戏的传统带了过来,何况清华本来就有学生演剧的传统。孙浩然先生从小就喜欢绘画、音乐,在南

开中学还搞过水彩画研究会。他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目的是想上建筑系,因为它是一门工

程与美术结合的专业。只是由于当时建筑系尚在筹建,他就先学了三年土木工程,又转入经济系学了三年。”8但他依然爱着绘画,还专门选修绘画欣赏课。孙浩然先生在接受田本相的采访时,提到曹禺先生“1930年的冬天就在清华排演《娜拉》,1931年的春天就演出了”。据孙浩然先生的评传得知,曹禺先生排演《娜拉》,就安排孙浩然负责布景设计。孙浩然先生“总揽了有关舞台美术方面的各项准备,其中还包括演出时搞效果,并兼演剧中人兰克医生”。9他每晚从七点一直忙到夜里十二点,正应了孙浩然在信中所说的,“那时候,我们都还年青,有的是梦想,也有的是热情,为了朋友的一句话,可以跑出几千几百里地去办一件现在想起来几乎是可笑的小事,为了一个戏的演出可以连着三四星期整天整夜地不睡觉!”剧作家张骏祥先生1982年5月30日接受田本相采访时,也提到曹禺先生,“他在清华大学演过《娜拉》,是他们南开同学搞了一个剧团,有孙浩然、孙毓棠。”10

其实曹禺先生在未进清华之前,在南开时就演过娜拉。曹禺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1928年10月公演了易卜生名剧《娜拉》,由我扮演娜拉,张平群演娜拉的丈夫海拉茂律师……当时,《娜拉》的演出在天津是件很大的事,尤其在教育界引起很大的注意,演出后报纸上纷纷刊载评论,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11据南开校刊《南开双周》报道,“此剧意义极深,演员颇能称职,最佳者是两位主角万家宝和张平群先生,大得观众之好评”。12难怪著名电影《李双双》的导演鲁韧先生当时看了曹禺在南开演的娜拉时,“确实让我惊呆了”。 1982年5月24日他接受田本相采访时说,他发出这样的感慨,“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在于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我这个结论,你们是下不出来的,别人没看过他演戏,也下不出来,只有像我这样看过的,才能得出这种毫不夸张的结论。”13由以上材料,我确定“成己”就是孙浩然先生,而不是李健吾先生。

继《娜拉》之后,孙浩然先生又负责曹禺先生导演的《最先与最后》、《骨皮》等改编剧的舞台美术工作,并且还扮演《骨皮》里的老和尚,“我本来口吃,演不口吃的人,演起来很逗乐,那时把曹禺笑得就地打滚”。14是否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曹禺先生明知道孙浩然先生说话结巴口吃,为了达到更好的舞台效果,“故意”让孙浩然先生扮演老和尚呢?曹禺先生还和孙浩然、孙毓棠等合办过几期《救亡日报》,有社论、消息、杂文等。曹禺先生曾回忆,清华当时还有一笔款子,每个学生都可以有一次机会到国外访学或游历,1933年春

假,他、孙浩然等在钱稻孙先生的带领下,去了日本,游览了东京、神户、大阪、京都、奈良、横滨等城市。孙浩然先生回忆,当时他拍了五十几张照片,可惜“文革”中都被抄走了。孙浩然先生就这样与舞台设计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还为曹禺的先生的话剧《明朗的天》做过舞美设计,担任上海戏剧学院的副院长兼舞系主任,还当选中国舞美学会的第一任会长。

 

《未付邮—致曹禺书》提到了曹禺先生在天津演《财狂》时寄来了一张剧照。《万象》在刊发这封信时,还刊登了这张剧照,注明“曹禺演《财狂》时所摄,时在一九三四年”。15需要更正的是,这张照片拍摄的时间有误,应该是1935年。曹禺先生自己在接受田本相的访谈时,就提到“1935年我在天津排《财狂》”。161935年秋,曹禺先生应南开张彭春老师的邀请共同改编莫里哀的《悭吝人》,由曹禺先生执笔,稿子并不是一下子弄出来的,“剧本中国化,很多是曹禺的东西”,17曹禺先生也曾自言“为了适应中国观众,把剧中人物名字改成中国的姓名,为了演出,把剧情也加以删改,更加集中”。18张彭春先生做导演,曹禺先生“扮演韩伯康,鹿笃桐扮演韩绮丽,舞台主任华午晴,化妆是吕仰平,林徽音负责舞台布景设计”。19《财狂》于12月7日、8日在南开中学瑞廷礼堂公演。12月15日,南开校友会为天津市赈济和救助贫苦儿童,特请《财狂》剧组再次演出。为此,天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在7日推出《财狂公演特刊》,《益世报》也做了相关报道。《南开校友》1935年第1卷第3期还刊发了巩思文的《〈财狂〉改编本的贡献》,萧乾先生撰文评价说,“这一出性格戏,…全剧的成败大事由这一主角支撑着。这里,我们不能遏止对万家宝先生表演才能的称许。许多人把演戏本事置诸口才、动作、神情上,但万君所显示的却不是任何局部的努力,他运用的是想象。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20靳以先生还特意带郑振铎来看《财狂》,郑振铎先生对曹禺先生说“你的眼睛真是太亮了”。曹禺先生在演出后还写了一篇《在韩伯康家里》。诗人王辛笛先生的夫人徐文绮也看过这场演出,她说“曹禺能演戏,张彭春是伯乐”,的确如此。

曹禺先生为什么如此重视舞台演出实践呢?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找到线索,

“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和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

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21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田本相的《曹禺传》也只是保存了导演张彭春先生为曹禺先生说戏的场面的一张照片,而这封信的第二页插入的是曹禺先生扮演韩伯康的单独剧照,他向外摊着双手,斜着眼睛,确实传神,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当年的演出现场。这封信在《万象》的刊出为我们保留了曹禺先生珍贵的剧照。

 

 

《未付邮—致曹禺书》还提到,曹禺先生为写《日出》搜集材料,深入“虎穴”的往事,以及当时话剧界的动态等等,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此处不再展开。

历史学家周传儒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饮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22我自知自己读信的方法较劣,但自信是“忠实可据”的。

全信以写雨开头,也以写雨结束,“外面这讨厌人的秋雨还是下个不停,这封信不知道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寄出了”。巧的是笔者读这封信和写这篇小文章的时候,窗外面也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只不过不是秋雨,而是夏天的雨。

曹禺先生和孙浩然不仅是南开中学的同学,清华大学的同学,而且两人同年同月生(都是1910年9月,曹是24日,孙是1日),可惜的是孙浩然先生1995年就去世了,曹禺先生1年后也去世(曹先生是1996年12月13日)。笔者写此文以纪念戏剧界的两位老前辈。

注释:

1成己:《未付邮—致曹禺书》,《万象》,1943年10月1日,1943年第4期,第62页。

2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3李健吾:《“五四”期间北京学生话剧运动一斑》,《剧本》,1979年第5期,第21页。

4北京语言学院本书编委会:《中国艺术家辞典·现代》第一分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5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

6同上,第133页。

7同上,第257页。

8张连:《探索·开拓·追求——舞台美术家孙浩然评传》,《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第5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06页。

9同上,110页。

10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80页。

11曹禺:《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 141 页。

12《校闻》,《南开双周》第2卷第3期,转引自田本相、张靖编著:《曹禺年谱》,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13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页。

14同上,第258页。

15成己:《未付邮—致曹禺书》,《万象》,1943年10月1日,1943年第4期,第63页。

16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2页。

17同上,第295页。

18曹禺:《我的生活和道路》,《戏剧论丛》1981年第2期,转引自马尚瑞等:《北京作家论创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19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页。

20《〈财狂〉之演出》,《南开校友》1935年第1卷第3期,转引自田本相:《曹禺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21曹禺:《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天津日报》1982年3月14日,转引自田本相、刘一军:《曹禺全集》第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页。值得注意

的是,《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这是一篇访谈录,经过曹禺先生的审阅,在《天津日报》上发表时是有删节的,比如我论文前面引用的那段文字是没有的,《曹禺全集》收录这篇文章时却采用删节版,这是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

22周传儒:《甲骨文与殷商制度》,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1页。转引自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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