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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曹禺作品在延安的演出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2 08:44:55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试论曹禺作品在延安的演出

 

濑户宏(日本摄南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曹禺作品无论在重庆等国统区还是上海等沦陷区,都持续着非常活跃地演出。即使在地处农村的延安,曹禺作品也经常被演出并大受欢迎,于是引发了所谓的“大戏热”。延安“大戏热”成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背景。然而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曹禺作品却从延安的舞台上消失了。本文将就曹禺作品在延安演出的过程、反响和意义做一些探讨。

    1940年1月1日,边区剧协工余剧人协会首次在延安上演了曹禺的《日出》。边区工余剧人协会(以下简称工余)最早出现在1939年10月31日的《新中华报》中。据该报道说,组织工余的目的是“集体地创造反映这伟大时代的剧作,同时介绍世界戏剧名著,进行实验性演出,来培养艺术干部和提高延安戏剧艺术的水平。”10月21日,戏剧家及各机关各学校代表等三十余人商讨组织以及以后的工作问题,决定1940年元旦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并选出了常委(1)。“本想演出中国的现实剧构,但经多次商讨,总不能选出适合目前需要的,所以便选定了这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大雷雨》。”

    当时在延安演出的戏剧基本上都是自己创作的、反映抗战现实的话剧作品。这些话剧基本上艺术水平不高,抗战进行了两年多,大家对这些作品日益产生了不满,于是从延安各机关各学校的演职员中选拔人才,组织了工余,准备演出名剧。

    12月6日,工余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新中华报》上,报道题目是《工余将改演,〈日出〉〈大雷雨〉移三八节演出》。改演的理由是“重要演员生病。排演工作不能迅速进行。”显然,这不是改演剧目的真正理由,而真正的理由则在四十多年后才被公开。12月16日,《新中华报》又登了于敏(《新中华报》记者)《介绍工余的〈日出〉公演》,事先用半个版面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演出,以引起读者的兴趣。

    文章首先介绍《日出》的故事和人物。“我们看到,虽然是《日出》,写的却是一群鬼魂。他们有的凶恶狰狞,有的阴险狡猾,有的愚庸昏沉,有的发出绝望的呼叫,有的在火炕中辗转呻吟。正如台词中的一句,“太阳出来了,可是太阳不是我们的”,这一群鬼魂是见不到光明的。当然,像方达生,他可以远远地望见光明,但书呆子是没有能力去迎接光明的。”

    文章还指出《日出》的意义。“《日出》希望献给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病态。”“对于幸福的延安观众,自然不用在这个问题上唠叨不休。在《日出》」的血腥图画之前,他们将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也将更加觉察到浴在太阳里面的光辉地位。”

    对于为何在延安演出《日出》这个问题,文章最后给出了答案:“曹禺是一位写得比较好的作家,而「日出」则是他底创作中比较好的一部戏。”《日出》好在哪里?“《日出》的上演,将给延安的观众--特别是生长在内地的同志们,揭开更宽广的视角境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都市生活中特别鲜明地映照出来。”

    另外,演出《日出》还有别的理由:“从延安有了演戏以来,便泛滥着抗战演戏的巨流,而且一天天在涨大着。《日出》的公演,应该是而且不能不是一条支流的开始……没有疑问, 《日出》的导演人,演员,舞台装置人将从工作过程中增多自己的经验。经验的积累是最可贵的东西,没有这种经验的积累就不会把延安的演戏活动引向灿烂的远景。”

    工余选拔了延安最好的演员和戏剧家,王滨导演, 李丽莲扮演陈白露, 张成中扮演方达生等。为促进演出的成功举行,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演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据张庚回忆说,演职员不用参加自己所属单位的政治活动,可以专心排练(2)。这样,他们排练了一个多月,在正式演出前,还举行了针对审查的彩排,扮演顾八奶奶的颜一烟回忆了周恩来对演员的关心(3)。

    工余的《日出》从1940年1月1日起正式演出,演出大获成功。据报道,“八天中观众近万人,对演出效果甚佳,获得一致好评。”(4)

    1月24日,《新中华报》刊登了于敏《评「日出」公演》的剧评。剧评高度评价这次《日出》公演。“这部「大戏」的演出,测验了我们戏剧工作者的能力,也测验了延安观众的欣赏水准:这个测验是被八个挤满了剧场的夜间,和一般的观众肯定地答复了。这个答复增加了我们沿着这条宽广的道路前进的勇气和信心。最重要的是,在文协表扬大会上,毛泽东同志、王明同志、洛甫同志对于这部戏曲的一致肯定和对于曹 禺 先生 的备加 赞许,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日出」的「反资本主义的倾向」和曹禺先生的远大前途。中共领袖们的赞誉,以及一般观众的热烈欢迎,证明一切富有正义感并能够正视现实的艺术家 和 他们 的 作 品 只 有 在 延 安才能得到应有的尊敬和适当的评价”

    看过这次《日出》演出的观众到20世纪80年代还说“几十年来看过多少剧团演 出 的《日 出》,总觉得延安那台最好。”(5)

    因此,工余马上给在四川江安的曹禺发去了电报,通知这次《日出》演出的成功。2月14日,《新中华报》刊登了电报全文:

 

      四川江安国立剧校转曹禺先生:敝会已选定先生之「日出」为第一次公演剧本,业于本年元旦起上演,地僻道远,未克先期奉闻,万望原谅。所有敝会关于此次演出之纪念册,总结文字等件,一俟印就,当即奉寄,望能赐予教言,先生如有新作,祈早赐寄,以慰渴望,此候  撰祺!

    全国剧协陕甘宁边区分会工余剧人协会 启皓  

   

工余没想到这个电报为曹禺带来不少麻烦(6),在此省略不谈。

  此后,工余的大部分演员进入鲁艺。1940年9月6日,鲁艺庆祝百团大战胜利举行晚会,演出《日出》,实际上是重演工余的《日出》。

    《日出》演出的成功迅速对延安其他艺术团体以及各个根据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大戏热”。1941年春节,连深山里的晋察冀边区也演出了《日出》(7)。

 

    关于延安“大戏热”的情况,已经有很多研究(8),本文的主旨并非全面分析延安“大戏热”问题,而想关注继《日出》之后,延安演出曹禺其他作品的情况。

    曹禺作品在延安也属于“大戏”。《日出》获得成功后,曹禺的其他作品在延安陆续被演出。

   《日出》演出后过了半年,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演出《雷雨》,首演时间是1940年8月上旬(9)。导演为吴雪,演员为吴雪、陈戈、雷平等。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后于1941年9月23日正式改组为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简称青艺。

  这次《雷雨》演出也获得了成功。1940年8月27日,《新中华报》在第五版用整个版面刊登了署名叶澜的剧评《关于〈雷雨〉的演出》。编辑部的按语说“《雷雨》于本月上旬由青救总会剧团演出,前后公演达一星期,常常满座,颇得延安一般人士的好评。”

    叶澜剧评首先指出《雷雨》的意义。“《雷雨》和《日出》,作者取材不同,但基本上,作者的眼光皆犀利的搜寻在中国旧社会制度没落崩溃的黑暗面。在《雷雨》里暴露了大家庭的罪恶,在《日出》里暴露了商业买办社会的罪恶。这些罪恶都是中国旧社会制度存在下必然的结果。——这些罪恶一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并没有消灭。……这黑暗——正如作者在剧中把观众引导着看向那旧社会制度最后是走到一条必然没落,崩溃,死亡的道路,代之而起的则是那新生的,光明的一面。这一面在《雷雨》里寄托在出走的工人鲁大海的身上,在《日出》里则最后是迎着太阳而洪亮的工人的歌声。作者在作品里表现了略带理想主义的气味,来为光明画下了一个轮廓,虽然这个轮廓还是模糊的。”

    叶澜评价《雷雨》的基本观点跟上世纪30年代周扬等人的评论基本一致:暴露了封建大家庭的罪恶。

    叶澜同时指出在延安演出《雷雨》的意义。“有人说最好是能多演一点与抗战有关的剧本;有人说现在是闹剧本荒,就搬着过去的东西来演了。其实, 《雷雨》是一个具有现实性的作品,在中国这样暴露过去旧社会黑暗的作品,就是在抗战的今天来讲也依然有介绍给广大读者与观众的价值与必要。”

  叶澜对青救总剧团的舞台演出也给予很高的评价:

青救总剧团的这次演出,在个人努力与集体努力两方面获得到相当大的成功,这次

演出的阵容一般的是齐整的,是令人满意的。剧中角色的配备,尚无偏颇之弊,而每个人都能表现着自己的努力,扮演神经质的角色,演员内心极度紧张的情绪,与畸形的情感的掌握,以及给予观众强烈的感染,是一件很吃力的事,——当然,在演出技巧上尚有待于专家之批评--然,他们认真的忠实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态度,已使他们基本上造成了成功的条件。……

       青年人是富于创造性的。青救总剧团在这次演出中表现了他们创造与苦干的 精神。边区

的物质条件是困难的,想排演比较大的戏,就要花掉很多钱,但依然限于物质条件,还不能尽如人意,如道具灯光的简陋。像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戏剧工作者很刻苦的从事于自己的工作,只有在自己的创造与苦干中,才能来求得比较满意的成绩。……

      这次《雷雨》连演七场,每场拥挤着上千的观众,这应当是对青救总剧团一个很大的鼓励!

   

当天的《新中华报》还登载了“青救总剧团公演《雷雨》义卖一天票价收入四百二十元悉数捐助绥德灾胞”。我们根据这条报道得知这次青救总剧团演 出 采取买票的方式,而非依靠团体送票组织观众。

    1941年元旦,延安机关放假五天,配合这个假期,青救总剧团再次演出《雷雨》。据说朱德、林伯渠观看了这次演出。1941年9月23日,延安青年艺术剧院成立后,同年11月8日应边区银行之请演出《雷雨》,11月20日则作为边区参议会招待节目演出了《雷雨》。(10)

    除《雷雨》外,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从1940年9月19日开始演出《蛻変》(11)。导演史行,演员为张云芳、黎虹等。

    叶澜在《新中华报》(1940.11.10)上也发表了剧评《略谈〈蜕变〉》。据叶澜说,《蜕变》的意义在于“曹禺先生的「蜕变」应该说这是一部产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有力剧作,它不但较之过去的《雷雨》《日出》和《原野》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更有主要的政治意义,它对于腐败现实社会的总结,确实做到了无情暴露的地步。同时,从这部剧作中,我们又看到了曹禺先生在今日显著的进步,在《蜕变》中,曹禺先生不仅是简单的暴露了抗战中存在的阴暗面,——正如和其他前一部作品采用暴露手法是一样的--而且,很显然的,在这个剧本里,曹禺先生已经开始在着手企图解决这些黑暗面了”

    《蜕变》的演出也是成功的。叶澜比较《蜕变》被禁演的重庆说“《蜕变》这样的好剧本,只有在追求真理与爱护真理的延安才能上演了十一天之久”。不过,《蜕变》在延安没有再演。

    总之,1940年在延安相继演出的曹禺作品都是成功的,尤其是《日出》和《雷雨》。

    此后,《北京人》也在延安演出。据《解放日报》1942年1月15日“西北文艺工作团将演曹禺之《北京人》”报道,这次《北京人》演出本来预定在3月份,然而却拖到1942年5月1日(12),在参议会礼堂演出。导演张季纯,演员为林丰、朱丹、苏一平等。

   4月27日,《解放日报》大概是为了在演出前介绍《北京人》的内容,刊登了江布《读曹禺的〈北京人〉》。江布的评论批判地分析了《北京人》,其结论是:“《北京人》指出着这样一个所谓有礼教的旧家庭,已届临到了他的风烛残年,不得不归于破灭,并且提出了从这阴暗的坟墓里走出去这样的问题。作者底心灵和情热,可以得而望知。但是这里缺乏着一段路程,认识的路程。否则便会流于空想;亦只有这样,作品的艺术价值才能获得更高的评价。”

    这时,批评“大戏热”的氛围已经形成,延安文艺座谈会在《北京人》首演的第二天召开。透过《解放日报》,可知5月4日《北京人》仍然演出(13),但之后,《解放日报》上没有再出现有关《北京人》演出的文章,关于这次演出的具体情况也就不得而知。

 

      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广泛开展了文艺整风运动,有关延安戏剧界人士纷纷发表了检讨。工余《日出》演出负责人之一的张庚说:“两年以来,自从延安演了《日出》之后,演出“大戏”成了一时的风气。所谓“大戏”,乃是外国的名剧和一部分并非反映当时具体情况和政治任务的戏,而这些戏,又都是在技术上有定评,水准相当高的东西。演这些戏的目的,主要着眼是在提高技术,对于内容方面的着眼点是附带的:……我们从事戏剧工作的人,忘了在剧作上积极地想出办法来提高水平,鼓励创作,而一味演出“大戏”,这不能不说在剧运上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偏向,造成了下面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专门讲究技术,脱离现实内容,脱离实际政治任务来谈技术的倾向,对于活泼生动的边区现实生活不发生 表 现的 兴趣  ,失去了政治上的责任感……”(张庚《论边区剧运和戏剧的技术教育》《解放日报》1942.11.12)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在此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确实改变了延安戏剧的面貌。座谈会以后,延安戏剧界再未演出曹禺作品。那么,延安的一般观众是怎样接受这些“大戏”的?在此要引用何其芳一段有名的记述:“比如曾演过果戈里的《婚事》,在我们这类观众中,这个戏是成功的,然而听说老百姓看了这个戏,却不大发生兴趣,说是傻子招亲。当时我们不能从这类事实感到其中包含一个严重的问题,却反而当作笑谈材料。”(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  1944 《何其芳文集》第四卷 1983)同时,延安的普通观众看了曹禺作品演出后又有什么样的感想?很遗憾,我们找不到相关的具体记录。

    所谓“大戏热”,确实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同时也存在不足。它提高了延安戏剧的技术水平,却跟农村地区民众的爱好、欣赏水平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尤其是1958年以后,片面强调否定性作用的论调越来越多,这样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到达顶点。

    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开了一个事实。1940年延安的《日出》演出原来是毛泽东推动的。

    据我了解,第一次公开这个事实是1982年5月发表的锺敬之《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刊登于《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二期。文章说“就在那时,鲁艺的同志们和延安其他的戏剧工作者联合演出了“五四”以来优秀剧作,曹禺所著话剧《日出》,便是得到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和支持的(那时是以延安剧协“工余剧人协会”名义演出的)。据当时负责组织这次工作的张庚同志回忆说:毛主席曾亲自把他找去,说延安也应当上演一点国统区名作家的作品,《日出》就可以演。他还说这个戏应当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为了把戏演好,应当组织一个临时党支部,参加的演员都要在这个支部里过组织生活,以保证把戏演好。可知他是特别关心这工作的。”(《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不久,张庚本人也证实了锺敬之的回忆。(14)

  毛泽东为什么希望工余演出《日出》?毛泽东在1940年1月,即和工余演出《日出》几乎同时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高度评价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包括戏剧。毛泽东大概认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边区应该演出五四以来的优秀戏剧作品,同时,大家认为曹禺作品是五四以来最好的剧本,而《日出》则比《雷雨》更好、更进步。

    那么后来毛泽东为何批评“大戏热”?毛泽东推动《日出》在延安演出,但他是否并未想到《日出》演出将引起“大戏热”?这个问题暂且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

 

   1940年1月至1942年5月,曹禺作品在延安演出并受到欢迎。我们从中得知以下事实:

   第一,观众问题。延安虽然属农村地区,但曹禺作品观众基本上不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工余《日出》是“八天中观众近万人”(15)。一天观众一千多。青救总会剧团《雷雨》是“连演七场,每场拥挤着上千的观众”(16),《雷雨》观众数量也跟《日出》差不多。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蜕变》在“延安才能上演了十一天之久的”(17),《蜕变》观众也许比《日出》《雷雨》稍微多一些,但总的来说也在一万左右。也就是说,在延安演出的曹禺作品的观众数量跟毛泽东《讲话》中提出的延安知识分子、干部数量基本上一致。

    第二,演出反响问题。前文中介绍了《日出》《雷雨》《蜕变》的剧评。延安的剧评跟三十年代上海等城市演出《雷雨》《日出》的剧评或抗战时期重庆演出曹禺作品的剧评在内容上没有太大区别,并没有显现什么“延安特色”,所以,可以说延安观众对曹禺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和上海、重庆观众对曹禺作品的理解和感受基本一致。

    第三,延安没有演出《原野》。众所周知,《原野》是曹禺唯一的以农民作为主人翁的作品。延安观众接受城市色彩的《日出》《雷雨》《蜕变》,却不希望演出有农村色彩的《原野》。延安知识份子是否觉得《原野》是毛泽东所说的“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品呢?

    第四,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延安没有曹禺作品演出,但是其他根据地、游击区还继续演出曹禺作(18)。这或许说明了曹禺作品取之不尽的艺术魅力。

    第五,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虽然延安暂时没有演出曹禺作品,但是通过演出曹禺作品,延安戏剧工作者积累了艺术经验并获得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参与延安曹禺作品演出的戏剧家,如张庚、吴雪、于敏等在戏剧、电影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成长可谓与曹禺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释

1.常委名单如下:艾思奇、江青、张庚、锺敬之、徐一新、田方、陈明、夏革非、抗大代表

2.张庚《延安十年戏剧图集》序言(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12)

3.颜一烟《从演<日出>到写<秋瑾>》(《延安鲁艺回忆录》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2.8)

4.《「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万人》(《新中华报》1940.1.17)。颜一烟《从演<日出>到写<秋瑾>》错误记述“八天中观众将近八万人”,后来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等一些书籍写到这次《日出》演出时也记录“观众将近八万人”。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以当时的延安人口、剧场条件来看,公演八天不可能达到八万观众。

5.颜一烟《从演<日出>到写<秋瑾>》、于敏《普及的<兄妹开荒>和提高的<白毛女>》(《延安鲁艺回忆录》)

6.参阅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8)第二一章《同巴金的友谊》

7.肖无《战斗的<日出>》 刘佳·胡可等《抗敌剧社实录》军事译文出版社 1987年

8.最近的研究有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5)第二编第三章等。

9.报道这次《雷雨》演出的文章(《新中华报》19408.27)只注明“于本月上旬由青救总剧团演出”,《新中华报》上没有演出广告,所以在此我只能说“首演是1940年8月上旬”。

10.均据《新中华报》报道。

11. 艾克思《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1)

12.《解放日报》1942.4.12报道《「北京人」五一上演》

13.《解放日报》1942.5.3报道《西北文艺工作团上演「北京人」》

14. 张庚《延安十年戏剧图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12)序言

15.《「日出」公演八天,观众将近万人》(《新中华报》1940.1.17)

16.叶澜《关于「雷雨」的演出》编辑部按语(1940年8月27日《新中华报》)

17.叶澜《略谈「蜕变」》(《新中华报》1940.11.10)

18.参阅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10)、田本相张靖编著《曹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5.9)、曹树钧《曹禺作品演出史》(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1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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