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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重阳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2 08:44:57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又是重阳

——对“国剧运动”的再思考

余安东

 

又是重阳。正是我父亲余上沅先生115周年的诞辰。

近来研究上沅先生和他的“国剧运动”主张的多了起来。1924年,余上沅、闻一多、张嘉铸、赵太侔等旅美留学生提出了“国剧运动”的主张。1926年,他们在徐志摩主持的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剧刊》,提倡"国剧运动"。1927年,余上沅编著《国剧运动》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余上沅在“《国剧运动》序”中写道:“由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去演给中国人看的中国戏,这样的戏剧,我们名之曰‘国剧’。”

 

重读了上沅先生有关的文章,也读了一些当时批评他的文章。同时,也读到些近期研究国剧运动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硕士论文,但感到不少文章都是大同小异。

我对近期有关研究总的感觉是四个字:“难于突破”。对当前的研究者,迫切需要的是“克服难点,有所突破”。再做人云亦云的文章,就意思不大了。我是学工程的,是“隔行如隔山”,但我知道有没有独立的新见解,才是研究成败的关键所在。当然,必须以史实为依据,以科学的态度去寻求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突破点何在呢?

1.        突破“政治挂帅“的文学研究定势

过去几十年,文学及其研究,是以政治挂帅为出发点的。其实,余上沅等提倡“国剧运动”,恰是跳出了政治的纷争,面对左右翼的围攻,力排众议提出来的。

五四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旧戏在内的全盘否定,其实是超越政治的。例如从左翼的鲁迅到右翼的傅斯年,对旧戏都是全盘否定的。

鲁迅虽对社戏感兴趣,但在提到京剧时说:

“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鲁迅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认为它只是“玩把戏”的“百纳体”。

“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

 

傅斯年说:

中国戏曲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

而余上沅,赵太侔,闻一多,张嘉铸等提倡国剧运动,提倡吸取中国旧戏的精华,为中国人写中国戏。在当时是超越了时代的进步认知,代表了中国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正确方向。用左或右的有色眼镜去分析,简单地扣上右的标签,跳不出政治挂帅的框框,研究就难以突破。

2.        突破偏颇的“左“的思维定势

国剧运动的主要提倡者是新月派的文人。支持者如梁实秋,徐志摩和顾毓琇等也是新月的文人或其好友。“左联”某些人对新月主张不分青红皂白的否定,如一顶政治帽子压得紧紧的,使后来的研究者不敢越此雷池。

批评国剧运动较有分量的是向培良的文章。他的记述有一定代表性。直至今日,这些论调,在一些硕士论文和网上百科中,还见得到其影响。向培良何许人也?他是左右摇摆的典型。写那篇文章时是左翼,不久又被鲁迅批判。后来又写歌颂蒋介石的剧本。我们主张百花齐放,对其本人并无意见。但要把他的文章当做“左“的定论,却是阴差阳错。

当时茅盾曾批评余上沅的剧本是唯美主义,回避社会现实。其实徐志摩的诗,梁实秋的散文也有同样的问题。而今日的现实是徐、梁的文章弥久历新,比郭,茅流传更广。新月的文学主张还有待深入研究,而戏剧则是最薄弱的一环。

3.        突破“社会影响不大”的思维定势

即使近期研究对国剧运动基本肯定,但往往还是拖一个“社会影响不大”的尾巴。如果在这一点上人云亦云,对国剧运动的研究还是得不到突破。

研究余上沅,往往把他提倡国剧运动和后来办国立剧专割裂开来,这是研究无法深入的症结所在。其实,余上沅把他对国剧运动的主张,始终贯彻在剧专的办学思想和教学实践之中。而剧专的主要教师,很多人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至少是志同道合。

国立剧专就是在践行国剧运动的主张。为中国人演中国戏。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剧专师生举行实物公演,让民众可以用一把青菜,一个萝卜换戏看。既解决学生吃不起饭的问题,又让穷人看得起戏。

一些戏剧大师在剧专任教或学习,与余上沅朝夕切磋。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有国剧的影子。曹禺在剧专任教授和教导主任6年多。他的一些作品如《北京人》就是在期间完成的。在《北京人》中就看得到“塑像”的些许影子。曹禺是天才。他对余上沅是很敬重的。江安剧专纪念馆的余上沅塑像是他题的字。

吴祖光长期跟随余上沅,既是学生,又是亲戚。余上沅早年陪梅兰芳访问欧洲,吴祖光是清楚的。后来吴拍梅兰芳等京剧艺人的影片,还和评剧演员新凤霞喜结良缘。不能说没有与国剧运动的脉络一脉相承。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杨村彬“清宫外史”在江安首演。其中的人物、音乐都有从旧戏推陈出新的安排。这部戏应当是现代热门的清宫戏的始作俑者。

黄佐临在江安时期的剧专任教。他回上海办苦干剧团后,我们家就搬进他的旧居。黄佐临后来提倡布莱希特,身体力行。其思路和国剧运动的提倡写意也是相呼应的。

谢晋就读于江安剧专,毕业于剧专迁回南京之后。他亲口告诉我,他的毕业论文是校长亲自指导的。谢晋在为中国人拍中国戏方面有杰出的贡献。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当年国剧运动的理想,在剧专人中发扬光大了。也证明了国剧运动不是余上沅等当年几个年轻留学生的一时冲动,而是中国戏剧的必由之路。各位大师至少是如孔明、周瑜一样,手心里写的都是“火”字。而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人的历史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由于解放以来的政治格局,国剧运动和余上沅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得不到正确客观的评价。现在应该是有人出来突破的时候了。

 

2012.9.23.于德国达姆斯达特

2013.4.6.改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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