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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日本学者的曹禺研究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6-07-15 12:41:17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华东师范大学  陈凌虹
 
曹禺先生是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其以《雷雨》、《北京人》、《原野》等为代表的剧作超越时代、跨越国界,历演不衰,堪为经典。所谓超越时代,即自公开其发表以来,除了大陆文革期间和台湾戒严期间外,直至今日仍然不断被上演;所谓跨越国界,即除了中国,在中国以外,例如我们的邻邦日本也多次被搬上舞台,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关于曹禺及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和研究情况,日本学者饭冢容教授曾撰文《日本的曹禺研究史》(《中央大学文学部纪要》143号、1992年2月),详细介绍了从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剧团“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雷雨》的1930年代至1991年50多年间,日本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
根据这篇论文,我们可将这些研究归纳为两类:一为曹禺剧作的译介,如最早的《雷雨》日文翻译(影山三郎、邢振铎译,サイレン社,1936年2月)、《原野》(序幕,长野贤译,《燕京文学》,1939年7月)、《北京人》(服部隆造译,青年书房,1943年8月)、《日出》(奥野信太郎、佐藤一郎译,《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3》,河出书房,1954年12月)等,还有新发现的曹禺剧作《偶像孔子》(牧阳一译,《中国近代文学研究》,1987年9月);二为曹禺剧作的文本和演出研究,如与剧作发表同时代的研究者对曹禺剧作的评价可谓泾渭分明,给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40年代的研究则对曹禺的其他作品如《北京人》、《蜕变》等做了进一步研究;50年代因受中国国内左倾思想的影响,日本研究者对《明朗的天》给予极高的评价;60年代学者们又从社会性和语言学的角度对《雷雨》进行了新的探索;70年代以饭冢容一系列论文为代表,探究了《雷雨》和外国文学的关系,介绍了中国国内的曹禺研究现状;80年代则以牧阳一的研究为代表,除了文本研究,还具体探讨了天津孤松剧团《雷雨》的演出情况,并从曹禺所受基督教影响的角度尝试了新的批评。
饭冢容教授在文章最后总结到:“回眸五十多年来日本的曹禺研究,首先感到同时代的批评是比较辛辣的。特别是土居治、武田泰淳、冈崎俊夫等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对曹禺的作品表示了不满,提出了很多要求。这些批评虽然是在还未能看清曹禺创作活动全貌的情况下做出的,但却引人深思,和五六十年代的批评动辄就被中国的曹禺评价牵着鼻子走的情况形成对照。从每一篇文章来看,最多的还是《雷雨》研究。有因为某些理由将论点集中在《雷雨》一部作品上的,也有《雷雨》研究处女作发表后就不再发表新作的。因此对《雷雨》以外的曹禺作品的研究是比较少的。以曹禺所有作品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者仅佐藤一郎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令人惋惜。大概是因为随着不同资料的入手,从而导致了研究的细分化。另一方面,现今翻译作品的单行本已经绝版。今后从新的角度研究曹禺以及对曹禺作品的完整介绍是必要的。”
那么,1991年以后到21世纪的今天,日本学者的曹禺研究又有了怎样的进展呢?首先要介绍的是濑户宏教授的一系列研究。
濑户宏教授最早在其专著《中国演剧の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东方书店、1999年)中介绍了曹禺剧作。其中关于《雷雨》,首先从形式和内容上指出《雷雨》的戏剧特色:“《雷雨》以封建色彩浓厚的资本阶级家庭为舞台,虽附带短小的序幕和尾声,但时间直线型发展、地点也基本固定、剧情集中。戏剧依托台词开展下去,没有歌曲和舞蹈。从内容上看,随着剧情的紧密发展,被掩盖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秘密不断被暴露,以致最终大爆炸式的结局,即三个剧中人物死亡的悲剧带给观众极大的震撼,可谓具备典型的现实主义戏剧形态的剧作。”同时他还指出:“在文学性上,《雷雨》常常被批评为过度依赖设置“偶然”等技巧,但是在舞台方面却相反地营造出戏剧冲突的高潮从而吸引着观众,所以不论哪个剧团演出都能获得一定程度的舞台效果”,所以“《雷雨》在戏剧史当中的意义,有必要从演出的角度加以研究”。这种观点对于当时仍以文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曹禺研究来说,实属高见。
此后,濑户宏教授正是从剧本以及演出的角度开始了他对曹禺的深入研究。《曹禺<雷雨>の近代性》(《野草》65号、中国文芸研究会、2000.2)、《曹禺作品上演史からみた中華人民共和国50年—<雷雨>を中心に》(《現代中国》74号日本現代中国学会2000.9)、《延安における曹禺作品上演試論》(《演劇映像学2010》第2集、演劇博物館グローバルCOE紀要、2011.3)便是最近的研究成果。[1]
在《曹禺<雷雨>の近代性》一文中,作者首先确认了《雷雨》之所以被认为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成立的原因:1、戏剧形式上看,是以对话为主要表现手法、再现现实生活的写实戏剧;2、主要人物都有各自的名字且个性鲜明;3、戏剧在个性鲜明的人物间的冲突当中展开;4、根据台词推知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22年、地点在天津,而内容则涵盖和凝练了1894年至1922年30年间发生的事,符合“三一律”原则。5、戏剧以悲剧结局,并未轻易地解决问题,而是提出问题,引发观众的思考。接下来,作者分三个部分从内容上分析了《雷雨》的近现代性。首先提出《雷雨》是家庭剧,主要描写对象“周家”并非传统的中国式大家庭,而是由两辈人构成的近代式小家庭。而“鲁家”也是伴随天津城市近代化衍生出来的小家庭;其次,“周家”和“鲁家”都不像传统封建家庭那样妻妾成群,都是典型的近现代式一夫一妻制家庭。蘩漪和周萍的恋爱,即继母和继子间的“乱伦”关系,在以儒教伦理作为道德规范的传统中国,不可能出现在戏剧和文学作品中,而勇于冲破这种禁忌也是《雷雨》近现代性的所在之一,这是剧中人物认识自我以及解放自我的过程;剧中男性没有逛妓院玩弄女性的不良嗜好,体现了近现代社会在“性”方面的洁癖。再者,《雷雨》的结局是两个家庭的破灭,三个人物的死亡,两个人物变为废人的悲剧。以家庭的破灭代替家庭的赞美,目的在于通过悲剧唤起观众的不安和反省。
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濑户宏教授继而发表了演出史的相关研究论文。《曹禺作品上演史からみた中華人民共和国50年——『雷雨』を中心に》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50年间《雷雨》的演出情况。《雷雨》因其近现代性的性格特征,民国时期常演不衰,即使在抗战时期的延安,《雷雨》仍然作为经典剧目被搬演,但也因其此而受到批判。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学艺术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提出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曹禺自身也为了适应这种社会趋势,对其建国前的作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濑户宏教授分析了开明书店版《雷雨》被改动的地方:删减了台词和舞台提示、四凤和周萍没有自杀、周朴园成为罢工面前的失败者、删除了被认为会“减弱提示观众旧势力必将倒台”的序幕和尾声。但是此版本虽然曾被几个民间小剧团演出过,但受到多方批判,就连作者自身也不得不承认改编的失败。1952年底中国经济有所恢复,1953年召开第二次文代会,提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标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现实主义,并强调艺术的专业化。此时期《雷雨》的演出除了序幕和尾声以外,又恢复了建国前的剧本,但仍然保留了明显的阶级斗争的烙印。北京人艺的演员按照斯坦尼拉夫斯基体系的要求,深入旧军阀和资产阶级家庭体验生活,使人艺表演风格初具雏形。5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了各种整风运动,此时,北京人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人名广播电视剧团、北京市实验话剧团依然继续搬演曹禺剧作。1958年大跃进开始,曹禺对剧作又进行了调整,并在1959年8月由上海人艺演出。演出中的人物明显被戴上脸谱,周朴园的阴险狡诈、侍萍的软弱认命、周萍对资本家家庭的捍卫、蘩漪的极端利己主义被无限放大,鲁贵作为旧社会的受害者,成为被同情的对象。上海人艺的演出未受好评,北京人艺于同年9月以及1961年7、8月两次将1954年版本的《雷雨》搬上舞台,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雷雨》演出彻底中断。文革结束后迎来改革开放,随着1978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曹禺选集》、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四川出版社《雷雨》单行本的发行,1979年1月继上海戏剧学院演出《雷雨》后,全国各地的《雷雨》演出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中1981年北京人艺由夏淳执导的版本成为经典一直延续至今。此版本一改之前演出中脸谱化的人物,例如周朴园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家,也是一个对孩子充满慈爱、对蘩漪满怀关心的父亲和丈夫。另外,虽未产生大的影响,1982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丁小平曾以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执导过《雷雨》。此时《雷雨》彻底从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1985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雷雨》首次恢复了序幕和尾声。80年代后期戏剧开始受到电视电影的冲击,演出数量大大减少,到90年代,在缺乏演出创新的状况下,值得一提的是1993年4月由青艺王晓鹰导演执导的《雷雨》,其最大特点是删除了鲁大海的角色,恢复了部分序幕,但演出以失败告终。正如濑户宏教授在这篇论文中指出的那样,“《雷雨》应该是一部经得起各种解读和演出的作品,但是在中国,除了现实主义手法,以其他方式演出的《雷雨》无一获得成功。”“《雷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间,剧本和演出都经历了诸多变化。一方面体现了政治对艺术的干预,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不同时代思潮对作品进行不同解读在戏剧上的反映。……对于剧作来说,是否被演出决定了其是否具有生命力。所以可以说戏剧很残酷,同时戏剧也是最能如戏一般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形式。”21世纪的今天,曹禺的作品仍然被搬上各种舞台,正是其剧作具有生命力的最好证明,而在舞台演出方面的创新也是今后的课题之一。
《延安における曹禺作品上演試論》则聚焦建国之前,即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曹禺作品演出情况。1940年前后在延安演出的话剧主要是一些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创作剧,剧本水平并不高。“边区工余剧人协会”以创造反映伟大时代的剧作、介绍世界戏剧名作、提高延安戏剧艺术水准为目的,1940年元旦预定演出奥斯特洛夫斯基《大雷雨》,后更换为曹禺《日出》。演出获得巨大的成功,连续8天全场爆满,并得到毛泽东、王明等的高度赞赏。消息传开后,在各个根据地掀起了一场“大戏热”。 1940年8月西北青年救国总会剧团演出七场《雷雨》,作为揭露黑暗旧社会的剧目,受到延安人民的一致好评。之后,1940年9月陕北公学文艺工作队《蜕变》、1941年元旦青救总剧团《雷雨》、同年11月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雷雨》、1942年5月西北文艺工作团《北京人》,曹禺作品在大戏热中不断被上演。濑户宏教授将其背景归纳为五点:1、观众主要是聚集在延安的知识分子;2、从剧评可见延安观众和三十年代上海观众的感受以及艺术素养差不多;3、《原野》未被演出的原因是否在于毛泽东曾经批评过该剧;4、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以外的根据地还曾有曹禺剧作的演出,这是其强大生命力的表现;5、参与曹禺剧作演出的相关人员积累了经验,建国后活跃于戏剧和电影领域。遗憾的是,以“大戏”晦涩难懂、脱离边区民众生活为由,批判“大戏热”的风气已逐渐形成。文章分析到:“ 1940年1月,几乎和工余演出《雷雨》的同时,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高度评价了包括戏剧在内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毛泽东或许认为在共产党统治的边区,也应该演出五四以来的优秀剧作,而曹禺剧作正是其中最为优秀的。”由他亲自推动的曹禺《日出》演出引发的“大戏热”,为何又将其置于被批判的地位?他是否应该对“大戏热”负责?这是今后作者想要解决的问题。
以上介绍了濑户宏教授的曹禺相关研究,可以看出,濑户宏教授作为日本的中国话剧研究第一人,除了文明戏研究硕果累累外,还关注整个中国话剧史,关注曹禺。如其在《中国话剧成立史研究》[2]后记里记述的那样,1978年提交早稻田大学硕士毕业论文《中国近代剧的诞生》后,即被中国文革后的新时期戏剧所吸引,并花费了很多精力进行研究。与此同时还实际参与日中戏剧交流活动以及撰写戏剧评论。《中国的同时代演剧》(好文出版,1991年)、访中公演报告集《上海的新宿梁山伯》(话剧人社、1993年)、《南河内万岁一座之中国行》(话剧人社、1997年)等即为其间的成果。此后,作为日本第一本中国话剧史概况书目,《中国演剧的二十世纪——中国话剧史概况》(东方书店、1999年)出版,其中包含其最早的曹禺研究成果。其以《雷雨》为中心,从文本、演出史等不同角度展开的曹禺研究,时间涵盖20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的五十多年,为我们呈现了日本学者对曹禺剧作细致而踏实的解读。
另外,如年轻学者铃木直子《曹禺にみる日中交流》(《演劇映像学2010》第2集、演劇博物館グローバルCOE紀要、2011.3)一文以《读卖新闻》刊登的报到等新资料订正了曹禺第一次访日并非以往研究的1933年,而是1934年,对曹禺的第一次访日作了细致考证。同时将1935年至2003年曹禺作品在日本演出的时间地点剧目做了整理,由此回顾了中日戏剧交流史中曹禺剧作的演出情况。另外一方面,战后,日本歌舞伎1955年访中公演、“日本新剧团”1960年、1965年、1981年三次访中公演,在此过程中曹禺剧作也为被日本的剧团搬上日本的戏剧舞台。作者指出:“曹禺作品反映的反封建、罢工等社会问题同样在当时的日本也存在,曹禺作品不仅仅是一部社会剧,更描绘了大家庭中的个人以及超越时代且不断被重演的社会悲剧。人们被曹禺笔下的苦闷和悲剧所吸引,即使跨越了国境,仍然可以感同身受地去欣赏。”
除了研究论文,在曹禺剧作日译本绝版的状况下,话剧人社中国现代戏曲编集委员会2009年8月出版了《曹禺特集》(晚成书房)。上集收录《雷雨》和《日出》(饭冢容、中山文译),下集收录《原野》和《北京人》(饭冢容、内山鹑译)。20多年前饭冢容教授提出的“从新的角度研究曹禺以及对曹禺作品的完整介绍”,现在正一步步被实现。我们期待日本学者的曹禺研究、曹禺剧作介绍今后会有更大的进展,也正如围绕曹禺先生的中日戏剧交流源远流长一样,祝愿中日两国的戏剧交流收获更多硕果。


[1] 这些论文的一部分也随后在中国发表:《试论<雷雨>的家庭性质》(《神州雷雨——曹禺诞辰90周年纪年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4)、《试论建国后曹禺作品演出情况-以<雷雨>为主》(曹树钧・郑学国主编《世纪雷雨——2004年潜江曹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9)、《试探曹禺<雷雨>戏剧构造》(《中国话剧研究》第11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试论曹禺作品在延安的演出》(田本相主编《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曹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本文主要参考的是日文原作。濑户宏教授还有一篇短文《ブルース・リーが演じた曹禺<雷雨>》(《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368号、2012年6月),介绍了1957年3月上映的香港影片《雷雨》。
 
 
[2] 日文版2005年东方书店出版,中文版2015年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凌虹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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