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晦暗与光明 ——论曹禺二元主题模式对中国现代话剧的影响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8-10-11 16:54:35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中国传媒大学  王永恩
  内容提要  曹禺的剧作创作对于当时还不成熟的中国话剧有着范本的意义,影响甚大。曹禺的剧作大多以二元主题的形式呈现,他的作品既犀利地批判现实社会,又热切地渴望着光明。这样的主题表达方式被之后的许多中国话剧作品所接受、借鉴,使中国话剧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  曹禺  二元主题  中国现代话剧
  1933年,曹禺创作的话剧《雷雨》问世,此剧如一声惊雷,震动剧坛。在此后短短的十余年里,曹禺又接连创作了《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一系列杰作,对中国话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曹禺的话剧作品以其深刻的主题、鲜明的人物性格、曲折跌宕的情节和深沉抒情的风格而独步一时,他的作品对于当时普遍还不成熟的话剧创作具有范本的意义。正是在曹禺的带动下,20世纪的30、4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话剧作品,从而形成了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创作高峰。
  曹禺对于当时话剧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没有曹禺的成功创作或许就没有30、40年代话剧的繁荣。曹禺的作品较之之前的话剧作品最明显的变化是他摈弃了单一的创作思维,他笔下的人物是复杂的、多面的,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评判;他作品中的主题不是单向的,而常常是以否定现实 + 憧憬未来的二元主题来贯穿全剧的。曹禺这种主题的表达方式对于之后的话剧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一
  曹禺携他的成名作《雷雨》登上剧坛时,只是个23岁的年轻人,但他却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对这个社会和人都有深入的思考,他勾画出了一幅幅现实生活的图景,体现出他对自己所处世界的直观感受。
  曹禺的剧本有一个特点,他的每部戏都有长长的舞台提示,这些舞台提示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既有对人物的说明又有对剧本所表现的情境的描述。曹禺对情境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细致的描写,他笔下的世界总是显得那样的阴郁和沉闷。如《雷雨》开幕:“屋中很气闷,郁热逼人,空气低压着。外面没有阳光,天空灰暗,是将要落暴雨的神气。” 到了第三幕,暴雨将至,天气愈发令人烦闷:
  虽然方才落了一阵暴雨,天气还是郁热难堪,天空黑漆漆地布满了恶相的黑云,人们都像晒在太阳下的小草,虽然半夜里沾了点儿露水,心里还是热燥燥的,期望着再来一次的雷雨。……无星的天空时而打着没有雷的闪电,蓝森森地一晃,……闪光过去,还是黑黝黝的一片。
  ……以后闪电更亮得蓝森森地可怕,雷也更凶恶似地隆隆地滚着,四周却更沉闷地静下来,……狂雨就要来了。
  滚动的乌云、闷热的天气、伴着闪电的大雷雨……这一切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日出》是曹禺的第二部作品,仍然表现的是个并不美好的世界。《日出》描绘了两个场景,一个是交际花陈白露生活的豪华旅馆,一个是低等妓院宝和下处。华丽奢侈的旅馆在曹禺的笔下却是漆黑一片的,房间里终日不见阳光:“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大幕拉开时,“是夜色将尽的时候”,“窗前的黄慢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 魑魅魍魉总是喜欢在黑暗中活动的,光明是他们的敌人。曹禺怀着厌恶之感把这个奢华之所写得毫无美感:“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 最阔绰的居所毫无舒适之感,而最低等的妓院则简直就是活生生的人间地狱:“约莫有十二点钟的光景,在各种叫卖、喧嚣、诟骂女人、打情卖笑的声浪沸油似地煮成一锅地狱的宝和下处。” 饿着肚子还要强颜欢笑拉客的妓女,凶狠的地痞流氓,组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宝和下处和上等旅馆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野》充满着原始的蛮荒之力: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泥土散着香,禾根在土里暗暗滋长。巨树在黄昏里伸出乱发似的枝桠,秋蝉在上面有声无力地振动着翅翼。巨树有庞大的躯干,爬满年老而龟裂的木纹,矗立在莽莽苍苍的原野中,它象征着严肃、险恶、反抗与幽郁,仿佛是那被禁锢的普罗米修斯,羁绊在石岩上。
  在这广袤阴沉的原野上,正在上演着一幕复仇的悲剧,仇虎八年来朝思暮想的复仇对象——焦阎王早早地死去了,这打乱了仇虎的计划,该向谁复仇?不复仇不能平复仇虎焦灼的心灵,但是当他把无辜的焦大星杀死后,却陷入了更大的精神危机。在第三幕中,仇虎和金子逃进了森林里,这森林是黑幽幽的,显露出狰狞的面孔,将一切都笼罩在神秘和恐惧之中。仇虎在幽暗的森林中迷失了道路,最终被这黑暗吞噬。
  曹禺此后写的《北京人》和《家》所展现出来的环境依然是沉郁而内敛的。《北京人》写了一个败落的大家庭,尽管极力掩饰,却处处都露出了衰落之相。此外,天空中传来的断断续续的鸽哨、胡同里响起的单调的水车声、剃头挑子发出的凄清的金属撞击声和曾霆在寂静的秋夜里低低背诵《秋声赋》的声音共同营造出了一个清冷凄凉的世界,令人倍感凄楚。
  在每部戏的舞台提示中,曹禺都预先奠定了作品的基调,他不断地向我们描绘着冷酷的世界。在曹禺30、40年代创作的戏剧作品中,没有一部作品的调子是明亮和高亢的,那是一个灰色、抑郁而又杂乱无章的世界。
  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是痛苦的,曹禺写了一个又一个的苦痛的灵魂,他们的生命力得不到舒展,他们的精神被无形的绳索所桎梏,他们被沉重的现实窒息了青春。《雷雨》中的蘩漪、周冲、周萍和四凤、《日出》中的陈白露和小东西、《北京人》中的愫方、曾文清、《家》中的瑞珏、鸣凤和梅……这么多美好的生命要么饱受伤害,要么过早地告别了世界,曹禺对这个世界的控诉并不仅仅停留在对悲剧表象的描摹,更重要的是要找出戕害这些美好生命的元凶。
  曹禺的戏剧作品严肃地审视着现实社会,他在作品里一次次地描绘着现实世界的沉重和无情。曹禺在《雷雨•序》中说:“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着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雷雨》的故事发生在闷热的盛夏,天空是阴沉的,正在酝酿着一场大雷雨,这样的天气让人感到焦躁不安。剧中的人们的状态和这天气是匹配的,在他们身上也同样酝酿着一场风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前途,找不到出路,他们像瞎子一样在跌跌撞撞地摸索着。他们要么像蘩漪那样,把已经消失了的爱情当作救命稻草,拼命想抓却抓不住;要么像周朴园那样,三十年来用自我麻痹的方式企图忘却当年抛弃侍萍的残忍,却不期与侍萍相遇,不得不面对良心的拷问;要么像周萍那样,未老先衰,想用四凤的青春活力来填补自己苍白的生命……他们活得盲目而痛苦。最终,当这郁热到了让人忍无可忍时,自然界和现实中的雷雨同时爆发。曹禺写这部作品时,并不像他此后几部作品那样,有着明确的批判的指向,他只是本能地描写出令人窒息痛苦的现实状态,这样的生活是不该持续下去的,需要一场大雷雨来洗涤罪恶的社会。
  如果说《雷雨》对黑暗的诅咒还因为许多的巧合和神秘命运的原因有所冲淡的话,那么《日出》则在《雷雨》的基础上更深刻地揭露了那个光怪陆离的病态社会,对社会的控诉也更加深刻。曹禺曾描述过他创作《日出》的动机:“一件一件不公平的血腥的事实,利刃似地刺进了我的心,逼成我按捺不下的愤怒。” “我也愿望我这一生里能看到平地轰起一声巨雷,把这群盘据这种地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哪怕因而大陆便沉为海。” 曹禺在篇首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奉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 曹禺在《日出》中生动地揭示了这个残酷的、不公平的世界。在交际花陈白露周围围绕着各色人等,他们是现实社会的微缩。在这里,有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和那个未曾露面却掌控一切的金八等上层人物,他们凶狠而丑恶。有李石清这样的野心勃勃、一心想往上爬的中层人物,为了能跻身上流社会,李石清不惜铤而走险,火中取栗,最终却一无所有。底层的人物则时时都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他们活得了无生趣,他们早已不是人而只是可怜的动物。身无羁绊的小东西还可以以死抗争,而黄省三、翠喜这样的人连死都不能够,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样的现实是何等的令人骇心动目。
  在《雷雨》和《日出》中,曹禺主要表现的是对黑暗现实的抨击,而在《北京人》和《家》中则对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行了探求。在曹禺看来,封建文化是造成人们精神萎缩、一事无成乃至沦为残害无辜的主要原因。曹禺在多部作品中都对封建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北京人》中,文清便是深受封建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文清聪明善良有情趣,但他却做不好任何一件事,他懦弱无能,凡事除了退让便束手无策。他爱愫方,但只是把这份情感深深地压抑在心底,不仅让自己常年在痛苦的婚姻中苦苦煎熬,也让愫方的青春在无望的期盼中悄悄流逝。作为曾家的长子,当家中危机重重、大厦将倾时他除了叹息便别无他法。他不具备任何养家糊口的能力,他早已丧失了生命的活力,徒然剩下一具生命的空壳。尽管愫方为了他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愿意为他付出所有,但他终究像折断翅膀的鸽子,飞不动,只能回家,等着和曾家一起灭亡。江泰和文清其实是一类人,他们都是被封建文化异化了的人,他们没有生存的能力,他们注定了是封建文化的殉葬品。江泰的自我检讨是深刻的:“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这不是堕落,人类的堕落?” 封建文化中的种种繁规缛矩成为了人们精神上的绳索,它捆住了人们的手脚,人们都小心翼翼地不逾越雷池半步,久而久之,人便成了规矩的奴隶,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活力。《家》承接了对封建制度的批判,批评的锋芒更加尖锐。高家是诗书簪缨之家,但这个大家庭带给年轻一代的只有痛苦和伤害。高老太爷是高家的最高统治者,他可以任意操纵别人的命运。他决定了觉新的婚事,造成了觉新、瑞珏和梅的悲剧;他把鸣凤作为礼物送给冯乐山,逼得鸣凤自杀;甚至他死后,为了避免“血光之灾”,家人把临产的瑞珏赶到郊外生产,瑞珏因此难产而死。高家遵循的规矩是戕害人的规矩,高家按照规矩培养出来的人净是克安、克定、王氏、沈氏这样的混账,表面上看起来体面的大家庭只不过是藏污纳垢之所。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世界,已经到了不能不变的地步了。
  在曹禺笔下,当下的世界是黯淡无光的,他怀着强烈的愤懑抨击着这个丑陋的现实。他声讨这个金钱至上、损不足而奉有余的无情社会;他控诉这个用礼教杀人的虚伪世界;他要刺破所有的伪装,替被黑暗吞没的人们发出呐喊。曹禺对社会的沉痛批判在当时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几乎曹禺的每部新作推出都会产生轰动效应。
  二
  曹禺在作品中对黑暗的现实进行了犀利的批判,进而试图探求悲剧产生的原因。曹禺所描写的现实虽然沉重而压抑,但曹禺并不只是为了表现黑暗而写作,恰恰相反,他是为追寻光明而创作的。无论黑夜多么浓重,他的眼睛总是在渴望光明。曹禺深知,只有光明才能驱散黑夜,他积极地发现光明,热情地讴歌光明,他坚信未来是属于光明的。
  现实是让人失望的,但曹禺却在他的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描写着他虚构的“理想国”。曹禺并不确切地知道新世界是什么样的,他只是凭着本能地认为,新世界应该是旧世界的反拨,它应该是美丽的,诗意的,没有压迫和痛苦的。在《雷雨》的第三幕中,周冲带着梦幻般的表情向四凤讲述他心中的理想国:
  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那里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 多么美的世界啊!谁能不神往?这样一个平等、自由、快乐的干净世界不正是每一个心中充满光明的人所追求的吗?
  曹禺以塑造知识分子的形象见长,而《原野》中的男女主角仇虎和金子是曹禺笔下少见的农民形象,他们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同样有他们的梦。仇虎曾向金子这样描绘理想国:“那边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张口就有人往嘴里送饭,睁眼坐着,路会往后飞,那地方天天过年,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当仇虎在森林里迷了路,他知道他已无法走出森林,于是,他让金子自己逃命去,金子执意不肯,说要和他一同到那黄金铺的地方。仇虎说:“可是世上并没有黄金铺的城。”金子却执拗地认定:“有,有。你不知道,我梦见过。” 怀着对理想国,那个黄金铺地的世界的憧憬,金子终于走出了黑森林,获得了生的希望。
  曹禺对未来的设想是模糊而抽象的,他并不知道理想国在哪里,但那一定是充溢着光明,没有苦痛的地方。在《北京人》和《家》中,曹禺虽然没有再如《雷雨》和《原野》那样描写心目中理想的彼岸,但剧中愫方、瑞贞和觉慧等人毅然离开家庭,告别旧生活,奔赴新生活时,他们所去之处便是理想之地,具体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终于脱离了使他们痛苦的生活,可以去拥抱新生活了。
  要建设新世界,就需要“新人”。“新世界”和“新人”,构成了曹禺对未来的展望,于是曹禺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塑造了一批“新人”。
  《日出》中的方达生就是一个“新人”。方达生是陈白露青梅竹马的朋友,当他在乡下听说陈白露堕落的消息后,他赶往这个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想要拯救她。陈白露拒绝了他的拯救,嘲笑他天真的想法。方达生和陈白露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他观察着这个陌生的环境,他看到了那么多的奢华、野心、不幸和挣扎,他不愿只做个局外人,他参与了挽救小东西的行动,他为翠喜绝望的生活而震惊,他想要改造这个社会。他的力量是弱小的,但他的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和方达生遥相呼应的是作为背景在外面砸夯的工人,他们流着汗,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新世界。最终,找不到出路的陈白露自杀了,而方达生却正在热切地向往着新的生活。在戏的结尾,方达生来到陈白露的房间,拉开了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他指着窗外说:“外面是太阳,是春天。”“太阳就在外面,太阳就在他们身上。你跟我来,我们要一齐做点儿事,跟金八拼一拼,我们还可以——” 曹禺在剧末用诗情洋溢的笔触勾勒出了那个令人向往的新世界:
  他(指方达生)转过头去听窗外的夯歌,迎着阳光由中门昂首走出去。
  由外面射进来满屋的太阳,窗外一切都亮得耀眼。
  砸夯的工人们高亢而洪壮地合唱着《轴歌》,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落在土里,那声音传到观众的耳里是一个大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推,向前进,洋洋溢溢地充塞了宇宙。
  屋内渐渐暗淡,窗外更光明起来。
  多么温暖的希望! 在《北京人》和《家 》里曹禺也描绘了人们对理想的追寻和向往。在《北京人》中,袁任敢、袁圆父女是充满了时代气息的“新人”,他们自觉地摆脱了旧礼教的束缚,他们洒脱而活力十足,在他们身上充满了阳光和自信,令一切散发着陈腐味道的规矩相形见绌。袁氏父女的生活与曾家生活沉闷无聊截然不同,早熟内向的曾霆不由自主地被袁圆的开朗外向所吸引,他在袁圆身上发现了一个令他神往的新世界。剧中富有象征意味的“北京人”正是作者对未来新人的期盼:
  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只有挣脱了封建礼教的拘束,人才能成为有着自由精神的人。终于,愫方含着眼泪离开了曾家,纵然有万般的不舍,她也清楚地知道,只有迈出曾家的大门,她才可能获得新生,才能成为一个新人。
  《家》同样是写封建大家庭的衰亡。在剧中曹禺写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觉新,写了逆来顺受却得惨死的瑞珏,写了被压迫至死的梅和鸣凤,在对他们倾注同情的同时,曹禺更把希望寄托在学会了反抗的青年人——觉慧、觉民、琴等人身上。觉民是第一个起来反抗高老太爷的人,他绝不向包办婚姻妥协,为此他不惜离家出走,终获成功。觉慧对这个腐朽的大家庭失望之极:“家就是宝盖下罩着的一群猪” ,他像个斗士,竭尽全力和不合理的现实斗争,他鼓励觉新逃婚,他帮助觉民反抗包办婚姻,他替堂妹淑贞抗议裹脚……尽管他在现实生活中时时被碰得头破血流,但他没有屈服,他逃离了家庭去追寻他的光明。临走前他还不忘鼓励觉新:“生活是要自己征服的。你应该乐观,你必须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任何事情都没有太晚的时候,你要大胆,大胆,大胆哪!” 《家》在冬天的漫天飞雪中结束,远处传来了杜鹃的阵阵啼叫,这是春之声,给人信心也给人勇气。寒冬虽然漫长,但毕竟会有过去的时候,春天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
  三
  曹禺的戏剧作品激活了沉寂的剧坛,引发了话剧创作的兴盛,这种二元并立的主题表达方式也为许多作家所接受,在之后的话剧创作中许多剧作家借鉴了这样的表现手法,使得作品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和深刻。
  曹禺剧作诞生于20世纪30、40年代,这是一个处于巨大变革的时代,中国社会既面临着观念上的转型,同时又在不断地遭受列强的入侵,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更加剧了中国的困境。在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人们不仅要承受现实中的压抑痛苦,还要努力地改造现实,创造新的生活。所以说,曹禺的剧作的二元主题的模式不仅具有审美上的意义,也是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正是如此才得到了许多剧作家的认同。
  在抗战时期,现实生活变得愈加沉重,对光明的渴望也更为强烈,许多表现抗战生活的话剧作品都采用了二元主题的形式。剧作家于伶在抗战期间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孤岛”,他的作品多是直接描写孤岛生活的,《长夜行》《女子公寓》《花溅泪》《夜上海》等都写了抗战时期生活的艰辛和对光明的强烈渴望,是典型的二元主题。写于1939年的《夜上海》用了不少的篇幅来描写抗战爆发后民众的艰难生活,在第一幕,大量的难民逃往租界,租界为了阻止难民涌入,安装了铁栅栏和带刺的铁丝网堵住了入口。求告无门的难民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震天的哭声和凄惶的气氛活脱就是人间地狱。曾是前清秀才、民国议员的梅岭春一家在家乡沦陷后逃入上海租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由于钱恺之曾帮助梅家进入租界,梅岭春之女梅萼辉对他产生了好感,进入租界后嫁给了他。但钱恺之实际是个无耻小人,和汉奸孙焕君一起发国难财。梅萼辉看透了钱恺之的真实面目,最终与之决裂。全剧一直回旋着低沉痛苦的悲鸣之声,那租界栅栏外被阻挡的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梅家亲友从家乡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悲惨的消息,走投无路的云姑不惜卖身救母,梅岭春因不肯担任维持会会长而被日寇关押……生活充满艰辛,这种艰辛不光直接来自日本的入侵,也来自同胞中的败类。对于钱恺之和孙焕君这样的人来说,什么国仇家恨统统与己无关,他们只关心自己能从中得到多少不义之财,他们洋洋自得于腐化堕落的生活。即使是像梅太太这样的小人物,一旦在租界站稳了脚跟,马上就忘记了难民之苦,做起了二房东,只关心自己的小利益,变得自私而尖刻,除了钱,脑子里已再无其他了。还有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吴姬,她信奉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成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有这些构成的痛苦生活如同幽暗的长夜,不知何时才能迎来天亮,每个人都在这夜色茫茫的上海苦苦地捱着日子,长夜中尽是痛楚的哀鸣。长达八年的抗战,这样的人间惨剧多得数不过来,要将《夜上海》写成一部地地道道的悲剧,并非难事,随手便可采撷到无数的悲惨故事,但这显然不是作者想努力表述的。
  于伶尽管用了大量的笔墨来表现这种黑暗的现实生活,但还是更把希望寄托在不愿沉沦的人们身上。梅岭春面对这样的日子曾发出愤怒的追问:“是谁,是什么东西,使我们变成这步田地的?” 是啊,谁该为这一切负责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需为国家的未来负责,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如果大家能齐心抗敌,便会汇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凝重的夜色就会早一天云开雾散。梅岭春、梅萼辉等人就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梅岭春先是拒绝了汉奸的利诱,顶住了日寇的威胁,当他被新四军营救出来后,他悟道:“在这儿是熬,回去是锻炼,磨炼!跟着大龙他们去抗战!” 梅萼春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经历了逃难的艰苦生活,嫁给钱恺之,以为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伴侣,没想到却是渐行渐远的陌路人。但梅萼辉没有沉溺于个人的哀伤之中,她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要和云姑、小云等一起回乡打游击。这时他们追求的不再是“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要实现生命的现世价值。梅家人在经历了痛苦、迷惘的生活后逐渐看清了前程,也坚定了生活的信念,他们如夜幕中闪烁的寒星,是沉沉夜色中的一抹亮色。
  以抗战生活为背景,且以批判和渴望为二元主题的剧作很多,这些作品既展示了当下的苦难,又鼓励人们要为追求新生活而奋斗。于伶的另一部剧作《长夜行》表现的仍是日寇统治下的上海,几个知识分子的不同人生选择。共产党员陈坚、爱国知识分子俞味辛和汉奸褚冠球是同学,但三个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剧中的主人公是俞味辛,他有正义感,常以“人生有如黑夜行路,失不得足” 作为人生的信条来用以自励,在黑云压城城欲催的环境里,俞味辛拒绝了褚冠球的利诱威胁,守住了自己的气节。当褚冠球向陈坚开枪时,俞夺过枪杀了褚冠球,由此而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同《夜上海》一样,《长夜行》中也有大发国难财的不法商人沈春发,国难对他而言,只不过是发财的绝佳时机而已,他囤积居奇,把一切都看成商品,连妻子都可以买一个,最终却落了个一场空。长夜漫漫,但总有光明到来的那一天,陈坚便是“长夜行人的领路灯光。” 他以坚定的信念鼓励着大家,在陈坚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人士,他们愿意为抗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人占领了租界后,以前那种苟安的生活被打破了,大家表示愿意跟着陈坚,俞味辛说:“到光明了的地区去! 到新四军去!”陈坚带领大家离开上海,但他坚信:“今后,不久的将来,咱们会打回来的!” 这些话语给了大家极大的信心,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故而,在结尾的时候,长夜将尽,“天光渐渐亮。” 严峻的现实和对未来的信心如二重奏的主题贯穿全剧,时而是遏抑的低咽,时而是高昂的呼叫。既不粉饰现实也不泯灭希望,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类似的主题结构我们在田汉的《丽人行》、夏衍的《愁城记》、《芳草天涯》、宋之的的《雾重庆》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话剧创作中,特殊的时代政治氛围时时压迫着人们,这不仅在抗战时期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在战争前后亦是如此,这也是话剧创作很容易接受二元主题的原因。
  夏衍曾谈及曹禺对他的影响,在写作《上海屋檐下》之前,他把话剧看作是宣传的手段,通常都是一挥而就,但此剧却写了两个多月,“引起我这种写作方法和写作态度之转变的,是因为读了曹禺同志的《雷雨》和《原野》。” 在主题的表达上,夏衍明显地受到了曹禺的影响。
  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创作于1937年3月,当时中日战争还未正式爆发,但已到处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人人都感到苦闷。夏衍将笔墨集中在的弄堂里五户人家身上,试图用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上海普通市民的精神风貌。这五户人家家家都有伤心事,报贩李陵碑天天怀念着死去的独子,沉浸在痛苦中无法自拔;暗娼施小宝被流氓挟制,不得不过着倚门卖笑的生活;失业教员黄家楣身患重病,家中又新添了小宝宝,年迈的父亲从乡下来探望,黄家楣夫妇尽管尽力掩饰,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真相;小学教员赵振宇是个乐天派,但他的太太却无时无刻都在为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犯愁。剧中的核心人物是匡复、杨彩玉、林志成的三角关系。革命者匡复入狱十年,音信全无,所有的人都以为他死了。妻子彩玉带着女儿葆珍艰难度日,幸有匡复的好友林志成向她伸出了援手,母女二人方能活下去。彩玉与志成日久生情,与之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但十年后,匡复归来,找到彩玉,这三角关系该如何处理?三个人都陷入了困境。整个故事发生在江南的黄梅雨季,正如作者所描写的那样:
  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从开幕到终场,细雨始终不曾停过。雨大的时候叮咚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空气很重,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的都很忧郁,焦躁,性急……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
  这时晴时雨、暧昧不明的黄梅季节,正如当时那已处于一触即发的高压态势中的政治环境,人们为现实的生活痛苦,为没有出路的前景焦虑,严峻的现实给人们造成了那么多的不幸。但是,沉溺于痛苦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夏衍对他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深刻的理解,他希望他们能走出黄梅季节的阴霾,能摆脱政治低气压的压迫,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剧中匡复所面临的处境是最尴尬难堪的,他满怀希望地找到彩玉和女儿,但一切都是物是人非,是留下和彩玉破镜重圆还是悄悄地离去不再干扰他们的生活?匡复踌躇迷茫,是女儿葆珍唱的那首《勇敢的小娃娃》给了他勇气,他不能再纠缠在这情感的漩涡之中,他应该去找寻更有意义的生活。匡复毅然离开了彩玉家,并满怀深情地给他们留下了字条:“……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我决不使你们失望,朋友,勇敢地活下去,再会!” 深陷痛苦的匡复最终能勇敢地选择离去,这就如同一潭死水泛起了涟漪,生活还是有希望的,即使荆棘丛生,我们还是努力朝着光明前行。全剧在葆珍的歌声中落幕:“我们都是勇敢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 把个人的悲伤巧妙地转移到家国情怀,引导他们从个人的世界走出来投身时代的洪流中,迎接未来更严酷的挑战。
  抗战前人们的生活有诸多的不如意,抗战后也同样如此,痛苦的现实和对未来的憧憬仍然是这个阶段话剧创作的主题。战后洪深创作的《鸡鸣早看天》以川北公路旁的一个小旅馆为背景,写了一个黑暗王国,经理吴文谟是一个暴君,掌控旅馆里的一切,他每天不是训斥佣人,就是打骂妻子大奶奶,对弟弟文郁和妹妹文慧也专横无情。当一辆抛锚的长途汽车停留此地,旅客们不得不投宿吴家旅店时,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来的旅客形形色色,有汉奸、有恶徒,有善良的大学生,他们的到来构成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人们曾经那么渴望抗战胜利,可当抗战胜利后,并没有得到预想的欢乐,痛苦依然笼罩着这个死气沉沉的小旅店。然而,不管这个黑暗王国看起来有多么固若金汤,仍是虚弱而不堪一击的。在结尾处,文郁、文慧和大奶奶都觉醒了,不愿再受吴文谟的奴役,决定离家出走,虽然文慧受阻挠未能成行,但大奶奶却成功地逃离了这个黑暗世界。在鸡鸣破晓时刻,司机终于排除故障,载众旅客向前驶去。雄鸡一唱天下白,再黑暗的长夜也有尽了的时刻,天终究是要亮的。此外,如陈白尘的《结婚进行曲》、张骏祥的《万世师表》等也采用了这样的主题表达。
  不令人乐观的现实和不甘心沉沦的双重心态使得20世纪30、40年代的众多剧作家很自然地接受了曹禺二元主题的形式。文艺作品不仅应该具有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功能,同时还需要让人们看到前面的光明世界,给人以信心和勇气。“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也许这正是曹禺和他的追随者们所孜孜以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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