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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在“莎士比亚中国化”进程中的贡献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8-10-11 16:59:04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柳士军
  摘要:曹禺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也是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开拓者。曹禺的作品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的作品,不是“莎士比亚化”之后的作品,他无意识地推动了“莎士比亚中国化”。曹禺通过“固化”阶段理解、接受了莎士比亚。在“内化”阶段,曹禺自觉地将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组合、融化在创作中。在“大众化”阶段,曹禺根据中国实际需要,积极译介、推广莎剧,推动中国话剧、戏曲吸收莎士比亚作品的精髓,繁荣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文化自觉中,曹禺创作了中国戏剧经典,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典范,也是当代戏剧家学习的楷模。
  关键词:英国文学;曹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中国化;
  引 言
  在中国的莎士比亚传播史上,曹禺的贡献是巨大的。如同慧远推进了佛教中国化,曹禺在“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进程中起到非凡的作用,居功至伟。
  曹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戏剧家。巴金评价曹禺:“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 画家黄永玉对曹禺说:“你是我那一时代现实极了的高山”,“如果能使你再写出20个剧本需要出点力气的话,你差遣就是!” 无论是小说家还是绘画大师,都非常欣赏曹禺的艺术天才。曹禺认为“天才从来是受文化传统和历史影响最多的人……有史以来,屹立在高峰之上,多少文学巨匠们教给人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导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位使人类永久又惊又喜的巨人。” 在曹禺的心中,莎士比亚才是真正的天才。很遗憾,由于历史的因素,曹禺的天才曾经被湮灭在纷繁复杂的事物之中了,尽管如此,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但至少在话剧界,把他(曹禺)作为近代话剧的确立者和集大成者却是可能的。”
  有学者指出曹禺作为一个戏剧大师,具有学贯中西的功底、睿智的思想,汲取了西方戏剧的菁华,“并化解为中国人接受和欢迎的杰作”。 “化解”这个词汇正好印证了曹禺积极探索西方戏剧中国化的方法。曹禺曾经对那些盲目照搬西方戏剧的创作者说:“如果我,还有田汉、夏衍、吴祖光这些人,没有一个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没有深厚的中国戏曲的根基,是消化不了西方话剧这个洋玩意儿的。” “消化”表明曹禺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将西方话剧创造性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作品。中国文学保留一个重要的“诗化传统”。曹禺是以中国文学的“诗化传统”将外国的戏剧创造性地转化为中国话剧之典范, 也是“中国话剧由席勒式向莎士比亚过渡的导航者,或者说是实现了中国现代话剧‘莎士比亚化’的转折与开端”。 中外曹禺研究专家在探究曹禺的文学创作时都用一个“化”字,这说明曹禺在吸收西方文学的过程中,积极将西方文化的精髓“化”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李伟民教授指出:中国莎剧放在世界莎剧的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莎剧相比可以说是毫不逊色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戏剧、戏曲演绎莎剧,是60年来我们沿着曹禺等前辈开创的莎剧演出道路不断前进在中国舞台上的生动写照,也是其影响力、魅力、活力与生命力之所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曹禺从剧作家演变为政府高级官员、社会活动家、文代会的主席团成员,做着文艺界的领导工作。考察曹禺与莎士比亚的传播研究时笔者发现,曹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为其推动莎士比亚中国化带来了极大的优势。曹禺推进莎士比亚中国化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固化”、“内化”、“大众化”。由于曹禺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的三个阶段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中国学界研究者,同时无意识中推进了莎士比亚中国化。
  一 “固化”:莎士比亚是伟大的戏剧家
  笔者根据《曹禺全集》 统计“莎士比亚”出现的频率,第5卷共有190处、第6卷有32处、第7卷共有65处涉及关于“莎士比亚”的评论,前1-4卷是曹禺作品的选集,没有涉及莎士比亚。如果以莎士比亚作品搜索,也许还有更多引用的地方。“莎士比亚”这个词汇伴随曹禺的创作,也表明曹禺深受莎士比亚影响。
  “固化”阶段是指一个人对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原原本本的理解,形成了最基本的客观的认识,并影响一个人的文学思考。根据《曹禺全集》记载,曹禺对莎士比亚“固化”阶段主要体现如下:
  中学时代的曹禺就阅读了林琴南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吟边燕语》、《罗密欧与朱丽叶》。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在外国文学浓厚的兴趣引导下,曹禺认真地阅读了莎剧原著,尤其是四大悲剧及《裘力斯•凯撒》对曹禺创作的《雷雨》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在青年时期,莎士比亚作品是曹禺戏剧知识储备、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回忆早期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时,曹禺指出“使我受到影响的剧作家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戏博大精深,宇宙有多么神奇,它就有多么神奇。我从易卜生的作品中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方法,而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莎士比亚的诗,就像泉水那样喷涌而出,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 曹禺羡慕莎士比亚熟练地“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莎士比亚作品也成为他一生戏剧创作中参照的高峰,并在他最初四部戏剧“解剖人性的奥秘”的创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渊源学视域考察,曹禺对莎士比亚的仰慕、模仿,成就了他戏剧家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在曹禺的作品中遇到了“莎士比亚”,在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可以进一步理解了曹禺。这是两位作家在时空中相遇,为人类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曹禺很欣赏莎士比亚戏剧的开头:“《哈姆雷特》第一场写得好极了,它所创造的那种舞台气氛,就会一下子把观众带进戏里去。” 《奥赛罗》、《马克白斯》、《柔密欧与幽丽叶》的开头也开得很出色。曹禺也非常敬佩莎士比亚戏剧结尾的魅力,他赞誉了《奥赛罗》这个戏的结尾并认为莎士比亚处理得很恰当:奥赛罗怀疑妻子不贞,错杀了妻子之后要面临审判。曹禺指出莎士比亚精彩地处理好结尾的三个理由:我想第一个理由是,戏到这儿必须结束。坏人已经暴露出来,被逮住了,戏已完了,还写奥赛罗受审吗?不必要了。第二个理由,作者要当场解决奥赛罗的结局,奥赛罗受不了如何错杀自己心爱的妻子这样的审讯。第三个理由,就是奥赛罗是那样爱他的妻子,她有一个最洁白的灵魂,却被他亲手杀死了,痛苦充满了他的胸膛,他无法再活下去,只有死亡。所以,对莎士比亚的戏剧的开头与结尾可以好好地研究。奥赛罗的死写得多么动人,如果写他后悔,稀里胡涂自杀了,就没有多大意思。我们在这里要很好地学习莎士比亚处理戏的结尾的方法。我写戏总是先把结尾想明白以后再写。可能先写出来,也可能想好了不写,但一定要先把结尾想清楚了。当然更重要的是学习莎士比亚对人物的刻画,但对戏的开头和结尾的技巧也要细心学习。
  曹禺非常理解莎士比亚戏剧的舞台感,指出莎士比亚真正地懂得舞台,懂得观众。曹禺指出莎士比亚还有一个特点,即他戏中的舞台气氛和环境,不是靠布景,而是从人物的对话中表现出来。人物的台词是真正规定情景中的语言。而我们有些戏,往往只能从舞台指示中才看得出舞台环境。“我认为一个写剧本的人应当有舞台实践。我从十四岁起就演话剧,一直演到二十三岁,中间没有停过。我似乎理解了舞台感,对于一个写戏的人来说,不只要熟悉舞台,舞台感很重要。莎士比亚的舞台感为什么那么强,因为他一直是跟着剧团跑的。” 结合自己的实践,曹禺认为莎士比亚的舞台感是长时间积累磨练出来的,值得当代戏剧家借鉴。
  曹禺认为莎士比亚很清楚观众的文化水平,也很清楚他们的渴求,因此,在莎剧里,他加进了一些无关宏旨的小丑的打诨。“莎士比亚是我们当中的一个,是最贴近人心的一个,他为普通的人而写,又为天才而写;为智愚贤不肖的人而写,又为世界各个民族、各个有文化的角落而写,然而他又是多么深、多么难以讲得透的诗人啊!” 为了得到普通观众的认可,顾到职业演员们的生活,莎士比亚也是不惜曲意逢迎,博取观众的欢心,也是“不得已为五斗米折腰的”。莎士比亚理解观众,作为观众的曹禺也非常理解莎士比亚:“写戏的人最感觉苦闷而又最容易逗起兴味的,就是一个戏由写作到演出中的各种各样的限制,而最可伯的限制便是普通观众的趣味。”
  曹禺认为演员要想感动别人首先要感动自己,这一点与贺拉斯《诗艺》诉求是一致的。他以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的一段台词为个案分析:“这一个伶人不过在一本虚构的故事、一场激昂的幻梦之中,却能够使他的灵魂融化在他的意象里,在它影响下,……他的眼中洋溢着热泪,他的神情流露着仓皇,他的声音是这么呜咽凄凉,他的全部动作都表现得和他的意象一致,这不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吗?”它说明演员为剧中人物的感情所感动,在认真演出中落下眼泪。演员流泪是必要的。
  通过认真严谨的思考,曹禺指出莎士比亚是全世界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他认为《威尼斯商人》充满了人道主义的乐观精神,是个浪漫喜剧。《威尼斯商人》在五四以后成为莎士比亚最早在中国舞台上被介绍的剧本,不是偶然的。因为五四运动,“妇女解放”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潮。《威尼斯商人》与五四这样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是相适应的。 莎士比亚的《柔密欧与幽丽叶》不是悲剧,虽然柔密欧与幽丽叶都死了,但戏中蕴藏着生命与青春的力量,给你一种欢快和前进的感情,这是一出洋溢着生命气息和青春冲动的戏。
  根据曹禺的莎士比亚研究发现曹禺很少直接讨论莎士比亚作品,尽管他曾经认为“莎士比亚的喜剧是浪漫的喜剧,针对社会和现实,又在幻想中对人性进行描写或作善意的嘲讽。” 曹禺偶尔从比较文学的视中解读莎士比亚:我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精灵们,以爱丽儿最可爱,最像人。爱丽儿为主人效忠,施展百般千般的能耐,待功德圆满,她向主人要求,实现以前立下的诺言——恢复她原来的自己。老人慨然应允。爱丽儿重新回到她自己的天地。这与我们的孙悟空大不一样,他保唐三藏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到了西天,后来在一片慈祥、圣洁的氰氢里,他成了正果,被封为“斗战胜佛”,慈眉善目地坐在那里,不再想花果山,不再想原来的猴身。这与爱丽儿的终身的向往,就不同了。 曹禺认为研究莎士比亚,我们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中国有几千年的悠久的文化传统,“我们受不同于西方的文学、哲学、美学、历史、社会条件和民族风气的许多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以一个处于历史新时期的中国人的眼睛来看,来研究,来赞美这位世界的巨人。”
  二 “内化”:“要善于‘化’,不能墨守成规”
  曹禺在“固化”了对莎士比亚的基本认识之后,开始自觉地组合、协调莎士比亚作品在其创作中的存在。有学者指出:“遗憾”的是,我们已很难在曹禺的作品中找到受到莎士比亚影响的踪迹了,因为莎士比亚的艺术精髓已经渗透到了曹禺的全部剧作当中,而曹禺又往往用诗人的心灵去感受这位伟大诗人和剧作家的作品。 这个论证的结论是准确的。我们确实无法在曹禺作品中找到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哈姆雷特”等,但是莎士比亚因子 确实存在于曹禺作品中,是曹禺成功地“内化”莎士比亚的结果。
  尽管不能在表面上找到“莎士比亚”,但是徐群晖指出,其实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存在着深层关联,并且这种关联是通过“莎士比亚化”的途径实现的。在全球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今天,重新研究和认识曹禺戏剧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全球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徐群晖还认为“曹禺受其他作家的影响时,始终处于一种非自觉的潜意识状态。这种影响是错综复杂的,处于无意识状态,并通过作者长期形成的文化积淀产生影响。”这种深层关联体现在以人类情感为核心的人性表现的深刻性、象征手法、心灵辩证法三个方面。徐群晖认为曹禺通过塑造生动真实的性格描写和情节建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示丰富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深刻的价值倾向。这个结论确实值得商榷。笔者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可能体现社会历史背景,表达一个时代的诉求,都会有情结的建构。没有莎士比亚之前的作品也有“真实的性格描写”。因此,仅仅将曹禺作品归结于“莎士比亚化”限制了研究者对曹禺作品内涵深入的挖掘。
  根据笔者对《曹禺全集》的阅读以及对曹禺的“莎评”研究,曹禺接受莎士比亚,传播莎士比亚是曹禺思想中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无意识推动的。笔者曾经提出“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学理依据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莎士比亚中国化”不同于“莎士比亚化”。曹禺也曾经多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浸淫以及对他接受外国文学的帮助,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曹禺后期评论莎士比亚作品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他说:“我们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想不到他死后出现了一位马克思,那样热爱他的戏剧,据说甚至于能成段、成场地背诵他的戏。我们几乎是以同样敬仰的心情来看这两位历史巨人。我们希望探索在后来的这位巨人的眼里,莎士比亚为什么如此地伟大、如此地值得赞美。” 从这里可以看出,曹禺已经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会对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一个新思路。以“十七年文学”时期为例,很多莎学研究专家几乎都采用了毛泽东思想阐释莎士比亚作品,尽管存在部分错误的分析,但是误读是一种文学阐释,也是一种思考路径,它将丰富文学研究的资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形象,都深深地根植于民族的土壤之中。曹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吸收外国戏剧的优长而不忽视民族戏剧的宝贵经验;同时,在借鉴外国戏剧和继承中国戏剧的传统上,都融化为自己的东西,用来表现民族的现实生活而有了自己的创造。” “融化”是对曹禺作品切中肯綮的评价。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曹禺在莎士比亚作品翻译、改编、研究中必将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涉,必将促进“莎士比亚中国化”。
  曹禺与莎士比亚戏剧的深层关联也标志着“莎士比亚中国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潜在的影响。曹禺作品与“莎评”在“莎士比亚中国化”方面的努力探索,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徐群晖先生也曾指出“曹禺作品中的病态心理美学直接或间接地受莎士比亚戏剧的病态心理美学的影响。莎士比亚与曹禺两位大师都通过戏剧主人公的病态心理现象,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具有象征性、非崇高性、荒诞性等美学特征的悲剧意识,从而呈现出以张扬生命主体性意识为核心的审美现代性内涵。” 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莎士比亚戏剧对于曹禺的美学影响,已经超越了易卜生、奥尼尔等剧作家。
  国内学者以曹禺的《雷雨》为个案,研究《雷雨》中“莎士比亚戏剧元素,特别是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塑造和情节构建。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曹禺在刻画《雷雨》的人物时充分利用了区分对比、心理分析和疯子形象等戏剧手法。而在构建《雷雨》的情节时,曹禺也使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多条线索和戏剧反讽等戏剧技巧。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该文作者确实发现了曹禺作品隐藏的莎士比亚因子,同时也表明了曹禺创作的高超技巧,这让笔者想起曹禺所言:“学习别人的东西,要善于‘化’,不能墨守成规。不要把别人学像了,把自己丢了,要学别人的‘似’,不要丢掉自己的‘真’。把自己的‘真’丢掉了,留下的也就只有‘似’了。”
  也有学者指出曹禺与莎士比亚的悲剧观念“有其内在的遇合与相通之处。”这“内在的遇合”是指“奠定曹禺悲剧创作之深厚根基的,则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观念。” 但是,我们从曹禺的作品中很难发现莎士比亚的悲剧观念,这足以说明曹禺将莎士比亚悲剧观念“内化”到曹禺的“血液”中,成为曹禺文学作品的一个部分。由于莎士比亚因子影响的存在,曹禺继承、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传统文化,领悟到了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从三皇五帝到元明清悲剧艺术的精魂。曹禺的戏剧创作与时代的先进思潮保持一致,严谨地思考与探讨人类的命运和人生真谛,这也是莎士比亚孜孜以求的。莎士比亚对曹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性格刻划、戏剧气氛的创造、结构方式等等,但,笔者认为最主要是创作思想的影响。然而,创作思想的启示是看不见的,是要依靠读者悟性的。莎士比亚强劲的美学生命观融合在曹禺的每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只有真正懂得莎士比亚的有识之士,只有真正洞悉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读者,才能够发现他们之间无形的联系。
  “曹禺就是一位创造性地学习莎士比亚语言艺术成就,获得卓越成就的高手。这使他的剧作不仅在舞台上永葆青春,而且成为我国戏剧语言创造的不朽典范。” 笔者非常认同这个研究结论,“创造性地学习”正是“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创造性地学习”莎士比亚,曹禺无论如何很难将莎士比亚“内化”在自己作品中的。
  三 “大众化”:“使中国更多的人能热爱他”
  清代叶燮在《原诗•内篇(下)》中认为文学家有“才、胆、识、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 我们不讨论“才、力”,仅仅就“胆、识”方面,就可以看出曹禺在推进莎士比亚中国化过程中的魄力:1984年,刚刚进入改革开放的中国,很多有识之士面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保持高度警惕状态。此时的曹禺利用他在官方中的影响(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向习仲勋同志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芮杏文和市长江泽民汇报了“中莎会”创办经过和筹办“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情况,使“首届中国莎士比亚戏剧节”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在曹禺、方平等学者共同努力下,《莎士比亚研究》年刊接连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三期,为“中莎会”的成立与1986年莎剧节的举行作了扎实的舆论准备和学术准备。 “中莎会”是全国性的专业的莎学研究团体,对于推动莎士比亚中国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揭开了莎士比亚中国化最辉煌的序幕。同时由于曹禺良好的人缘关系,他的老朋友巴金应邀成为“中莎会”基金会名誉董事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发来的热情洋溢的祝贺信。莎士比亚中国化不是仅仅依靠莎士比亚作品的魅力在中国保持一个存在,它还要依靠一批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等积极推动的,这其中每一步的进展,都体现了他们的“胆、识”。
  随着“中莎会”的成立与召开,曹禺借此东风积极推动莎剧中国化。首届中国莎剧节有不少戏曲剧种演莎剧,经过十四天,在北京、上海,同时举行了二十五台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不同剧种努力尝试让莎氏戏剧中国化、民族化。曹禺指出:“我们对莎剧的演出方式要根据时代和中国观众的特点而变化。地方剧种能注重这一点,也了不起。”他询问越剧《第十二夜》等戏曲的排演情况后说:“我对安徽同志讲过,黄梅戏演莎剧首先姓黄,又姓莎。其他剧种也是这样。戏曲通过演出莎剧,能够争取到青年观众、新观众,这就不错。” 曹禺期待莎士比亚戏剧改编之后既有原著特色也有中国文化传统。1986年4月20日,曹禺看完越剧《冬天的故事》演出后题词:“衷心祝贺杭州越剧一团演出《冬天的故事》获得成功。”随后,对编导说:“希望你们把这个戏送到农村去,我相信农民一定爱看,去开创中国农民爱看莎士比亚戏剧的先例。”显然,曹禺期待在中国普及莎士比亚戏剧,推广莎士比亚中国化之后的莎剧。早在1986年4月18日,曹禺在与莎剧节各演出团体、剧组负责人座谈时呼吁在莎剧节以后,要继续演出莎剧、普及莎剧。有学者精心考察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舞台上流光溢彩的60年时发现:无论在话剧莎剧,还是在戏曲莎剧中,都涌现出一批可以称为具有经典因素的中国莎剧。 “中国莎剧”是莎士比亚中国化之后的杰作,是吸收外来文化,创造出适合于中国观众的戏剧。曹禺曾经期待“一切用了心血写出来的研究莎士比亚的文章、一切用了心血演出来的莎士比亚的戏,都拿来丰富祖国文化,作为我们的借鉴,作为我们的滋养。文艺之神将把这些当作种子,撒在这东方的文艺古国里,它会开出美丽的花朵,启发我们创作的灵感。” 当下的成功的莎士比亚戏剧改编实现了曹禺的梦想。
  在戏剧节上,大学、学院的学生剧团也演出了莎士比亚。曹禺特别呼吁大学生们关注莎士比亚、学习莎士比亚,他认为“大学生们对莎士比亚怀有感情,在他们的世界里展开一片新的境界,这是多么可喜的事情……我相信莎士比亚的魅力有这种神奇的力量。青年的视野更加广阔,心怀将更加丰富”。 让莎士比亚成为他们热爱的朋友、他们心灵的导师。 根据李伟民教授调查研究,当代大学生不负曹禺期望,上海外国语大学、四川外语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都曾举办莎士比亚戏剧节,参演莎剧作品。
  曹禺说“我们要学习莎士比亚善于吸收、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精神,把演出、普及莎士比亚戏剧作为繁荣和发展我国戏剧文化的催化剂,从引进开始,走向输出,让中华民族的戏剧文化走向世界”。曹禺有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个文化呀,是五千年历史的文化,从这个本身,我们是在从屈原、李白、杜甫、汤显祖、关汉卿这么造化出来的。我们是在自己的哲学、文学、诗歌、音乐、舞蹈的这种文化熏陶下生长起来的。因此,中国人演莎士比亚:一方面莎士比亚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有这么一个需要,就是我们从古代文化一直到近代的文化,都应该向国外宣传。换句话说,我们引进,也应该输出。” 曹禺的心愿是“引进”之后的莎士比亚应是莎士比亚中国化之后的莎士比亚,就是中国文化熏陶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输出”之后的中国戏剧作品也应是具有人类共同的文化精华的作品,显然这些作品蕴含莎士比亚因子。曹禺曾经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莎士比亚从来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看懂,欣赏他的戏的。莎士比亚的愿望如今已是我们的愿望。普及莎士比亚,使中国更多的人能了解他,热爱他,欣赏他,这不正是莎士比亚戏剧节的目的吗!
  曹禺在推动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进程中,最突出的就是“莎剧翻译中国化”。莎剧翻译标准是什么,目前国内尚无定论。笔者曾经提出“莎剧翻译中国化”是莎士比亚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学术术语,“化境”中的深化、等化和浅化可以为莎士比亚戏剧翻译达到“四化”,即口语化、大众化、时代化、中国化。我们仅以几个个案为例:
  Sampson: Gregory, on my word we'll not carry coals:
  Gregory: No, for then we should be colliers:(曹禺,2008:5 )
  洒嵩:喂,力高,我就是这一句话。不栽这个跟头
  力高:自然,我们又不是倒霉蛋,受这种气?(曹禺,2008:4 )
  “栽跟头”、“倒霉蛋”,是曹禺使用中国的俚语翻译英语中的书面语,既方便中国读者理解莎士比亚语言的奥妙,也具有中国汉语体系思维的表达。
  Capulet: My sword, I say! Old Montague is come, and flourishes his blade in spite of
  me: [Enter old Montague and his wife:]
  Montague: Thou villain Capulet! Hold me not, let me go:(曹禺,2008:13)
  凯布:(坚决)我要剑,我要剑!(瞥见对面仇人也气愤愤地跑来,益怒)你看,猛泰那个老家伙也来了。简直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他也耍起刀片子来了。(猛泰和猛泰夫人,一个奔前一个追后赶入)
  猛泰:(暴躁)这个老不死的凯布!(对其妻)别拉住我,让我去。 (曹禺,2008:12)
  “也耍起刀片子”、“老不死的”等这些翻译非常形象生动,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曹禺在谈到这个翻译时说:我就根据这个要求,大胆地翻译了,目的是为了便于上演,此外也是想试一试诗剧的翻译。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对人物、动作和情境的解释,当时的意思不过是为了便利演员去了解剧本,就不管自己对于莎士比亚懂得多少,贸然地添了一些“说明”。在这个译本里,我固然想尽量忠实于原作,但是有些地方还是有些改动,譬如遇见丑角打浑的那些俏皮话,若直译出来就会失去风趣的时候,我就大胆地改成我们的观众能了解的笑话了。 曹禺的翻译目的“为了便于上演”,“试一试诗剧的翻译”,同时无意识地推动了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进程,功不可没。
  余论 “莎士比亚中国化”任重而道远
  曹禺厚爱莎士比亚,对中国作家、读者给予厚望。曹禺曾经多次强调,演出莎剧无非是“使全世界的人,更多、更广泛、更深刻地理解莎士比亚,继续开拓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明和对于‘人’的认识”。 曹禺非常渴望中国的莎士比亚早日诞生,并为此积极创造条件。他说:莎士比亚逝世之后,世上又出现许多文化的巨匠、大师。如果我把“莎十比亚”当作文艺高峰的代同,那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莎士比亚”。自己的“莎士比亚”,比那位生在英国埃文河畔的大师,对本国的人民与民族要更亲切,更受到喜爱。但民族的深情无损于属于全世界的莎士比亚的伟大。我们赞美莎土比亚,同时也敬爱本国的巨匠。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文艺大师,都对人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把他们的丰功伟绩比个高低。 曹禺以自己文学地位与独特的思考,对未来的莎士比亚指明方向,“奠定了中国莎学既以翻译为基础,又以演出和研究为两翼的格局,为团结翻译、演出和研究的三支队伍做出了卓越贡献,使国内一批资深莎学家通过舞台上的莎剧演出,看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交融的可能,看到了中国戏曲在审美上的独特之处。”
  曹禺对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贡献带给我们的启迪:
  莎剧改编必须适应和契合了中国人普遍的实用心理。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说:“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胡锦涛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习近平说“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核心诉求是满足人民对艺术的需要,只有这样,莎士比亚才能够真正融于中国文化传统。
  莎剧推广必须吻合上层建筑的需要。在推进莎士比亚中国化的过程中,要在保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结合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域文化差异较大的实际,形成多种有地域特色的莎士比亚中国化的新派别。莎士比亚中国化即在文化上与儒家思想等固有的文化上融合吸收,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莎士比亚作品传入中国,在与中国本土固有的传统思想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莎士比亚中国化要自觉适应和结合当今的社会转型,以满足各阶层各群体的现实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研究者从莎士比亚作品寻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通点,在莎剧改编、莎剧翻译、莎剧研究中融入这些相通点,既通过莎士比亚宣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也在演出中满足不同读者、观众的需求,赋予莎士比亚戏剧作品新的内涵。
  党与国家“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莎士比亚中国化务必立足中国文化语境,传承中国文化话语,寻觅莎剧的中国元素,彰显中国性,打造中国气场,讲好中国的莎士比亚故事,建立中华民族自信。如何在新时代构建莎士比亚中国化学术话语体系是每个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任务。对莎士比亚研究者而言,挑战更大,需要转变观念,在进行异文化研究中更多地融入中华元素,立足中国,面向世界,不断在实践中提升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话语权。
  因此,可以说,莎士比亚中国化任重而道远。
  业师刘辰诞教授指出,一种创新理论一出现不可能就解决一切问题的。徐盛桓教授在谈到如何看待理论创新时也曾引述毛泽东的一段话:你的理论能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功劳就越大。一个创新理论的有效性或解释力可以有不同,甚至会暂时不被理解或受到攻击,但只要我们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问题,就会为基础学科的发展作出贡献。 笔者自从提出莎士比亚中国化理论以来,试图开拓一个新的学术研究点,为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一个新范式,期待更多的莎学研究专家积极献策,完善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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