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共潜江市委 潜江市政府 潜江市人大 潜江市政协
欢迎访问中国曹禺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文本研究 > 正文
曹禺戏剧中的喜剧美学分析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7-08-27 14:48:36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摘要:曹禺戏剧的喜剧性特色体现在它的人物形象上,包括嘲笑型喜剧人物形象和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嘲笑型喜剧人物形象包括反面人物和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反映世俗喜剧美学特色和解构批评的美学理念。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多体现在曹禺创作后期的革命文学,通过喜剧的情节冲淡战乱乌云,坚定人们对于生活、对于抗战的信心。曹禺先生以悲喜剧相融合的方式表达对人类生存境遇的体认,对抗不合理的世界的喜剧性。
  关键词:曹禺;喜剧;黑色幽默;悲喜剧
  曹禺的戏剧创作以悲剧为基调,然其悲剧中常常穿插喜剧成分,因此曹禺戏剧常常被界定为“悲喜剧”。所谓“悲喜剧”,即将悲剧和喜剧融合起来,用喜剧的手法表现悲剧的人生,追求悲喜交加的艺术风格。在曹禺的戏剧中,悲喜剧相互依存却又相互转化,它体现着中国戏剧创作的总体倾向。法国理论家让·诺安在《笑的历史》一书中对我国的喜剧文化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曾经比较中西方表达幽默感的差异:“西方人善于表情严肃地表达幽默,而中国人则善于以幽默的方式表示严肃的态度。[ (法)让·诺安:《笑的历史》,果永毅、许崇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05页。]曹禺喜剧正有此特点。谈起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曹禺不入行列,然而其戏剧中的喜剧艺术仍是功不可没的,他呈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建立新文化过程的一种努力。
  喜剧艺术的审美效果是引人发笑,是一门笑的艺术。笑,有嘲笑(讽刺的笑)、也有欢笑(愉悦的笑);即一方面是人性的可笑,行为的乖谬和愚蠢带来的喜剧性冲突;另一方面是则是否极泰来的喜悦感的书写,将观众带入喜悦的气氛中,这在曹禺后期创作如《蜕变》、《明朗的天》等剧本中有明显体现。曹禺后期走向喜剧,是他世界观和价值观取向深化的体现。戏剧风格的各种因素中,戏剧人物是一个重要因素。曹禺戏剧中的喜剧人物形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嘲笑型喜剧人物形象,另一类是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
  一、嘲笑型喜剧人物形象
  曹禺在戏剧中常常把喜剧性灌输给两类人,一类是戏剧中的反面人物形象。这类人物多为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如《雷雨》中的鲁贵、《日出》中的潘四爷和王福升等、《原野》中的白傻子,《北京人》中的曾家姑爷江泰,他们是旧社会的恶与新社会的善的结合体,这些人的喜剧性行为和性格也能影响其他人的悲剧性命运,是一种喜剧性格和悲剧气氛的统一。《雷雨》是一部严肃的正剧,但也不乏喜剧性成分,它以反封建主义和个性解放为主题,喜剧性人物更衬托悲剧性人物的悲剧性。把四凤视为摇钱树的鲁贵,在想法设法向四凤要钱的同时,也在向他游说向周家大少爷周萍靠近。他的自私本身就是人类劣根性的一大笑点。《日出》写王福升面对弱者和强者时前倨后卑的情景。面对前来找李石清寻求生存之路的身份地位低下的黄省三,王露出霸道的形象,不留情面地一个劲儿痛骂对方。把黄省三气走之后,紧接着是王福升接听电话的情景:
  王福升  喂,你哪儿?你哪儿?你管我哪儿?……我问你哪儿?你要哪儿?你管我哪儿?……你哪儿?你说你哪儿!我不是哪儿!……怎么,你出口伤人……你怎么骂人混蛋?……啊,你骂我王八蛋?你,你才……什么?你姓金?啊,……哪,……您老人家是金八爷……是……是……是……我就是五十二号……您别着急,我实在看不见,我不知道是您老人家。……(陪着笑)你尽管骂吧!(当然耳机里面没有客气,福升听一句点一次头,仿佛很光荣地听着对面刺耳的诟骂)是……是……您骂的对!您骂的对![ 摘自《日出》第二幕。樊涛陶编《精编曹禺作品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2-63页。]
  接到金八爷的电话,王福升立马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戏剧人物的一副恃强凌弱、拍马屁、伪善的喜剧嘴脸立显出来。王福升这样的喜剧形象更加加深了黄省三这类弱势群体的悲剧性性格,便之摆脱固定的喜剧角色类型的框框,这样的喜剧形象往往具有双重色彩,让笑的背后隐藏着痛苦与悲哀。当然,除了王福升这样的侍从形象,还有一群充满铜臭味的、道貌岸然、虚情假意的拜金者,他们有潘四爷、张乔治、李石清、顾八奶奶围绕着金钱和人情世故,进行了一场又一场了喜剧性揶揄,并乐在其中。别林斯基曾说过:“喜剧的要素是生活现象和生活实质、生活目的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说,喜剧中的生活是作为对本身的否定而呈现的。”[ [俄]别林斯基:《诗的形式问题》,节选自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北京: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188页。]果戈里所也说,“在阻止人的胡作非为上,笑的力量比什么都强大。”[ [俄]果戈里:《1835-1836年间的彼得堡舞台》,转引自胡德才:《中国现代喜剧文学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其实,曹禺一直在试探这种“使悲剧喜剧化”的创作风格。曹禺把陈白露的悲剧性格放在这样的喜剧情境中来刻划,悲剧命运放在这样的喜剧情境中来展现,确实表明曹禺观察生活的入微,表现生活的深切。
  作者本人和不少研究者将《北京人》界定为喜剧,事实上用悲喜剧界定更为恰当,在《日出》中,江泰是典型的喜剧性形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的人差的人。”[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8a15-16页,]为了保住曾皓的棺材,江泰突发奇想去找公安局长的“朋友”通融,可最后他当了小偷,被警察押回曾家,引出了喜剧性的笑,但有时江泰也会流露出悲伤的调子,如他痛骂自己是一个“大废物”,对不起妻子,使我们感到这个人物也有可同情之处,悲剧性涌现在喜剧形象身上。从整部剧来说,也可以说是具有喜剧性质,包括要帐的人闯进曾家客厅当着客人的面讨债,曾家和杜家争抢棺材、曾皓为了保住他的棺材而斗争,曾家懿那么大年纪了还要生小孩,以及袁圆突然在曾皓身边丢放鞭炮,吓得他大叫着跳起来等等,这些荒唐可笑的喜剧因素,主要是为了多侧面、全方位地反映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从人物安排的结局上来说,曹禺本人也肯定这是一部喜剧。他在《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一文中说:“《北京人》,我认为是出喜剧。我写的时候是清楚的,写的就是喜剧。有什么可悲的呢?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杜家把棺材抢到手里,他家的那个老头子也死了。曾皓还说等到明年升春如何如何,用不着等到明年开春,他也就该死了,他不会活了。该死的都死了,有什么不可喜呢!好人活着,坏人死去,这不是喜剧又是什么呢?”[ 曹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节选自王兴平:《曹禺研究专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接着作者尤其强调,“思懿是地道的喜剧人物,她很正经地演出她的喜剧。”她一心想掌握这个封建家庭,甚至一把年纪还要生个孩子,以巩固她在这个封建家庭的地位。
  另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雷雨》中的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家》中的高觉新等,这些无辜善良的人,他们是典型的悲剧性人物,同时也具有挥之不去的喜剧性色素,他们以极不认真的态度对抗着封建统治,在读者眼中,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可笑的人物。在他们身上,悲喜剧交织融合所蕴含的意旨是:“(一)人物的悲剧性生活命运和喜剧性文化品格的巨大矛盾;(二)人物悲剧性历史意识与喜剧性现实地位的巨大矛盾。”[ 向宝云:《曹禺悲剧美学思想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此类人物形象及其行为的喜剧性是一种“悲痛的嘲讽”,它无法引起愉悦的笑,但它的可笑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鲁迅说过,“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2页。]喜剧创作的目的之一在于揭露和嘲笑社会现实和生活现实的各种否定现象,包括一切遭受时代和历史唾弃的落后和垂死的事物。在封建制度的腐蚀下,他们的个性被淹没,人格受压制,灵魂被异化,他们可笑、可恨、可怜。鲁迅又说:“泪和笑只隔一张纸,恐怕只有尝过泪的深味的人,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笑。”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他刻画的这一类讽刺人物中,似乎是越到后来越让人笑不出来,以以至讽刺形象的悲剧有时压倒了喜剧色彩。
  如修倜所言,“喜剧人物为其主体性所主宰,往往仅凭自己主观认定的道德行为准则行事,但这种自我确信的行为准则有可能似是而非或不切实际,因而造成目的与手段、本质与现象等喜剧性矛盾,并最终导致人物的自毁灭。”[ 修倜:《喜剧性矛盾与六大喜剧理论模式——喜剧性研究的理论基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因此,喜剧采用解构批评的美学理念,用一种极富幽默意味的智慧式喜悦,达到批评的目的。解构批评的首要任务是极力突破原有系统的封闭结构,揭示和表现一种自我背反性的矛盾。马克思曾说,喜剧的喜剧性在于“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页。]唤醒人们与封建家长制诀别、与扭曲的人生诀别,是曹禺戏剧创作的显要目标之一。
  二、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
  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也是曹禺擅长书写的对象,如《北京人》中的袁圆,她出场不多,但足以展示出一个有理想有行动的喜剧形象,代表着“未来”北京人的希望。她敢爱敢恨,无拘无束,整天笑嘻嘻,鲜活而率真。与死气沉沉的曾家形成相比,她无疑像寒冬中的一股暖流,在其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血液。
  诚然,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更多体现在曹禺创作后期的革命文学中。在曹禺后期创作的喜剧书写中,人物形象已经不再受制于有限性,而是代表着一种时代精神的走向,灾难在喜剧主人公身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如《蜕变》中丁大夫在秦仲宣控制的医院中出污泥而不染,与天道与权力的化身梁公仰相交辉映,成为名副其实的济世救人的贤者形象。又如,《王昭君》虽是奉命书写。这个剧本的目的性也是极为明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家把历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王昭君,写成喜剧人物,也即是说把一个哭啼啼的王昭君写成一个笑嘻嘻的王昭君,歌颂她的民族团结精神。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为政治服务的体现,笑声基本上是为文造情,而不是发自内心的笑声。然而,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政治呼唤文学,也是必然。这便是作品的价值所在。文学创作是真挚的反应,我们没有必要责其所难。
  曹禺戏剧中欢笑型喜剧人物形象通常是在“恶人多行不义必自毙,善者救世呈英雄”的道德定律下书写的,在这一类喜剧性人物形象中,在曹禺喜剧中,这类喜剧人物虽取之于历史和现实,但总体上是抽象化的存在,并不是欲望、情感、意志和理性的矛盾统一体,而是自由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众意识的统一体。在这类人物书写中,曹禺通过喜剧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安排,冲破那令人窒息的满天乌云,也坚定了人们对于生活、对于抗战的信心。他以独特的笔锋、洋溢着青春气息的爽朗笑声和乐观进取的革命精神为剧坛增添了新的活力。
  三、曹禺戏剧中的黑色幽默
  曹禺喜剧中的喜剧成分还包含有黑色幽默的内容,即利用荒谬悖理的事物,与庄严崇高的悲剧性整理事物相碰撞,以及喜剧客体的自我悖反、自我拆解,达成黑色幽默的审美效应。曹禺通过增加悲剧中喜剧成分的缓冲和非理性造成的压迫感,以揭露制度道德之颓废败坏,精神文化的糟糕气候、人情世态之淡薄炎凉。
  曹禺写《王昭君》中的孙美人,十几岁被赵入宫,作为宫中嫔妃,六十多岁的她一辈子没有得到先皇帝和现皇帝的宠幸,当皇帝真的派老黄门来宣召她时(实则是为先皇帝殉葬),“她出门刚上车,就问‘到哪里?’黄门说‘去见皇帝!’她欢喜过度,一下子就断气了”,真是“喜心翻倒极,薄命竟呜呼”,为了皇帝召唤的“殉葬”而“欢喜过度”,丢掉性命。孙美人本来为了见皇帝,几十年来为自身打扮不知道操练了多少遍,顾盼生姿,顾影自怜,以其独有的乐观主义,等待皇帝临幸,她实际是在荒谬地认真做戏,等到她真正接驾时,却自己把自我拆解了,也拆解了一生怀抱的忠于皇帝的强大专制观念,内在的背反性矛盾发展为非理性的“终极悖论”,一生的等待等来了“虚无”。她在视无形为有形的虚拟式的人生中,犹如深埋在沉闷乃至死寂中的僵尸一样不断重复地自我折磨,自我戕害,以被异化的灵魂上演撼动人心的愚昧和荒谬,使读者感受到一种恐怖与滑稽交融互滲的审美体验。曹禺的戏剧创作用黑色幽默的渲染对抗不合理的世界的喜剧性,显得真实、丰满而深挚。
  四、结语
  喜剧性是一个由多种矛盾因素碰撞而形成的多元结构。曹禺善于把喜剧与悲剧和正剧的各种审美因素揉合在一起,互相对立又互相渗透,形成自身特有的风格。“曹禺以一种严肃的、又是浪漫的、糅合既是沉重的、又是轻松的笔调,创造了能够变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力量。把这种种散发着腐臭的生活形态,写成喜剧,这就是曹禺对中国话剧史和世界话剧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张慧珠:《曹禺剧评》,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曹禺的喜剧充满实用理性精神,重现世价值取向。在曹禺的生活年代,他善于寻找一种更为平易且更为有效的方式加深了人们对于自身生存境遇的体认,宣泄着人们内心的焦灼,启蒙愚昧者矫正理想,其根本目的还是来自对美好事物的价值肯定。在古希腊时期,喜剧最早根源于酒神的狂欢,然而,曹禺的喜剧是一种含蓄的酒神精神,曹禺是含蓄而深沉的狄奥尼索斯,温婉而机智,充满着世态风俗和性格,渲染着封建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喜剧氛围和倾向。
  虽然,在曹禺的戏剧生涯中,他的喜剧成就远不如悲剧的成就,但是他对喜剧精神和喜剧品格孜孜不倦的探索,体现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对戏剧艺术和戏剧人生的一种认真、自然的态度。喜剧性和悲剧性融合的美学原则,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更真实更完整地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更真实更完整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的问题。别林斯基早就指出过:“优秀的文艺作品可能产生在各种艺术形式的‘交叉点’,艺术家越是全面地反映生活,就越需要综合各种艺术形式。”[ 《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16页,新文艺出版社版。]曹禺的悲喜剧,在悲剧和喜剧两种艺术融合的交叉点上,努力地握紧时代脉搏,展现其喜剧风格的美学追求。
  [作者简介]李文英(1985— ),女,汉族,广东清远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教师。
版权所有:潜江市曹禺研究会
地址:潜江市章华北路(曹禺纪念馆内)   投搞信箱:840296798@qq.com
备案号:鄂ICP备14005689号  技术支持:潜江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