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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创业·零余·被改造——曹禺作品中归国留学生的形象书写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7-08-27 15:02:21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方冠男    云南艺术学院)
  摘  要:经过了对曹禺话剧作品《雷雨》、《日出》、《北京人》、《明朗的天》中留学生形象的梳理,结合1915年张彭春的戏剧作品《醒》,可以归拢出来的逻辑是:第一,留学生的形象,经历了从创业者到零余者的身份置换;第二,留学生的形象,也经历了从改造者走向被改造者的地位转变。由此可见,这样的双重身份转变,渗透的是社会层面对留学生群体的想象变化,其内在逻辑,指向的是中国留学潮的退潮趋势,在这样的退潮趋势中,可见的是中国民族自尊的重建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今天,当中国再度盛起留学潮的时候,本课题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曹禺    归国留学生    改造者    创业者     零余者    被改造者
 
  毋庸置疑,现代中国,留学生群体是一股元气十足的力量,他们在中国极为艰难的时刻,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高峰,带来了西方先进的革命思想,也带来了戏剧新文化的新陈代谢,正是因此,留学生们,形成了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支重要群体,他们常常学养扎实,也常怀经国大业,同时,他们也处于东西方文化的冲刷、现实和理想的碰撞的焦点——他们对自我的形象定位,常常是丰富而充满意味的;因此,胡适、欧阳予倩、张彭春、洪深、熊佛西……在他们的作品中,留学生常常以一种自况、自我观察的面貌出现。
  这样的留学生书写,形成了现代中国对留学生的一种想象,但是,假如只以留学生自我观照的视角来观察的话,这种想象并不完整,因为,自我观照只是一个方面,如果要够完整、够全面,须得再有他人观照的视角。
  如果说,要找一位观察力、判断力、总结力俱佳的“他人”来,我想,曹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一、归国留学生:四代形象梳理
  作为中国现代剧作家中为数不多的、没有留过洋,但又受过留学生影响、同时贡献卓著的剧作家,曹禺是观察旁观者,也是影响接受者,相对于留学生群体的自我观照,他眼中的留学生形象如何,反因远观,而显现出较为客观、较为准确的面貌,也因曹禺远观,我们才能在他的想象中,看到了社会大众视域和历史流变中的留学生面貌来。
  1、《醒》:前代归国留学生
  前代留学生,并非曹禺所作——而是大众视域中,较为早期的留学生形象。该形象,可参看张彭春早期剧作《醒》来看。恰是,当留学生还未进入大众视域的时候,留学生的自我定位,就成为大众眼中留学生的形象基础了,因此,我们称其为“前代”留学生。
  《醒》本为英文剧本,创作于1915年的纽约,其时,张彭春正于美国求学。《醒》,创造了四位留学生角色,一为卢先生,一为冯先生,一为冯先生之妹,一为林国维。值得注意的是,卢、冯及冯妹三位,是留美的归国学生,而林国维,则是留日的归国学生。情节表现则为:留美学生卢回国,与冯氏兄妹相聚,方知中国不似自己想象那般。留日学生林来拜访,更显人格卑下。最后是,冯先生因查处贪污罪行,而被人暗杀,但他的死激励了卢与冯妹。在这样的戏剧情境当中,张彭春是这样定位前代留学生的:“对于这个世界,我索取的太多,付出的太少了。当他(冯)被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时,他显得特别严肃。我清楚地记得在他最后的遗言中,他曾经说过:‘改变人们的思想,创造你的新种族,这是光明未来的唯一牢固基础。’我将从教育婴幼儿做起,抚育他们成长,使他们成为具有新体质、新思想、新灵魂、不辜负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历史的男男女女。”[[[] 黄殿祺主编,《话剧在北方的奠基人之一:张彭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4月版,P61]]这既是作品中情境中的情感升华,也是作为道义一方的、张彭春的自况,更是他对与自己一代的留学生的期许。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彭春的《醒》中,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意志博弈方面,留美学生强过于留日学生、也正直过留日学生。这其间可以看出,中、日、美三国的微妙关系。但更要清楚的是,这与张彭春的留美背景相关。1910年,中美启动庚款留学的项目,张彭春作为第一代庚款留学生,被派遣到美国,学习教育学、文学。与张彭春同批的留学生,还有胡适、赵元任等人。这些庚款留学生,在美国受到美国的教育,某种程度上,也接受了美国思维、习惯、价值观的影响。因此,这一代留学生归国,为中国带来的文化、政治、民主的范本,就是美国模式。
  因此,这一批前代留学生,大多以美国精神、民主斗士的形象为自我期许,也胸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改变中国、改变民族——这形成了曹禺对留学生观照之前的形象底色。
  2、周朴园:初代归国留学生
  在这形象底色上,再来观照曹禺笔下的“留学生”,就可看出,自我观照与他者观照的不同来。
  曹禺笔下,最初的留学生,应是周朴园。其实,周朴园的形象原型,要比张彭春更早,不妨称其为“初代留学生”。
  周朴园,是《雷雨》中的著名形象,早年留德,归国后,曾有过些新思想,在社会丛林世界的博弈中,渐渐适应社会,成为丛林世界中的上层人,最终,定型成为一个“家庭的大家长、”“工厂的资本家”形象。
  周朴园的形象从何而来?我想,原型应是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根据《曹禺评传》所记录,在洋务运动时期,曹禺的父亲万德尊即接受官派留洋,1904年,抵达日本,求学于振武学校,之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万德尊回国。回国之后,一面是军阀混战、时局不佳,另一面,是万德尊仍有文人习气,因此,虽身居高位,但仍常怀对现世不满。黎元洪垮台之后,万德尊赋闲在家——“性情乖戾、精神颓唐”[[[] 田本相、刘一军著,《曹禺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P3—5]]。如万德尊那样,这批清政府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而派遣出外的留学生,到头来,居然变成了旧时代的“寓公”、旧家庭的家长,他们的生命,也曾经充满元气、也曾经希望创造新生,但在时代的频繁变换中,元气与希望渐渐暗淡,终于,他们跟着旧的王朝一同衰败下去了,这虽然可惜,但确乎是一代人的写照。
  全面观照,中国真正的初代留学生何如,各有什么特点,那是另一个问题,但基于万德尊原型的周朴园,确凿是曹禺笔下、曹禺眼中的初代留学生形象,他们是最早出国、学习的留学生,也是最早归国、努力创业、取得“成功”的一群。但是,他们取得成功的过程,恰是他们丢失青年锐气、将元气抛诸脑后的过程,最终,当他们取得成功的时候,早已失去了“留学生”这样的先进标签,而变成权威的家长、丛林的君王了。
  这与张彭春这批庚款留学生的自况,显然是大不相同的。
  3、张乔治与江泰:中代归国留学生
  如果说,《雷雨》中的周朴园,是曹禺笔下的初代留学生,那么,《日出》中的张乔治、《北京人》中的江泰,则是曹禺笔下的中代留学生。
  之所以说中代,一则,自然是基于角色的情境年龄,张乔治在《日出》中的出场,正是三十一岁,江泰在《北京人》中的出场,则为三十七岁,《日出》(1935年)与《北京人》(1940年)的创作时间,也正好相隔了五年,大略估算,张乔治与江泰,基本是一代留学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正好是中年一代;再则,根据《日出》和《北京人》的写作时间,张乔治和江泰的留学时分,大略是1920年至1930年之间,这个时代,中国已然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此期留学生,不早不晚,越过了中国最艰难的时刻,也不再是留学最扎实的时机,他们决然不是初代、前代的探路者,而已经是轻车熟路的跟随者了,故称其为中代归国留学生。
  曹禺笔下的中代归国留学生,张乔治也好、江泰也好,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无成,而用曹禺剧中的文辞,即“讨厌的废物”。
  《日出》中,张乔治的出场,有点漫画式的感觉,他摇摇晃晃、醉态蹒跚、满口胡话,而在陈白露的眼里,他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得过什么博士硕士一类的东西”,“回国来听说当过几任科长,现在口袋里很有几个钱”;而《北京人》中的江泰,则是“姑老爷江泰是个专攻“化学”的老留学生,到了北平,就纵情欢乐,尽量享受北平舒适的生活,几乎和北平土生的公子哥儿的神奇,毫无二致”,“回国后,颇想大大发展一下。他不知为什么抛弃本行,洋洋自喜地做了官。做了几次官都不十分得意,在最后一任里,他拉下很大的亏空,并且据说有侵吞公款的嫌疑,非常不名誉地下了任。他没剩多少钱,就和太太寄居在丈人家里,成天牢骚满腹,喝了两杯酒就在丈人家里使气。”
  假如我们对照两个角色来看,不难发现,三十一岁的张乔治就是尚未潦倒的江泰,而三十七岁的江泰就是亏空失败了的张乔治,六年后,张乔治很可能就会变成江泰;这两个角色,表现的是一种人的不同时期,这种人,即曹禺眼中、二三十年代的“归国留学生”。
  如前所言,这时期的归国留学生,不再是初代留学生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身负重任,也不再是前代留学生那样拥有改变中国、改变民众的宏图伟志,大多数时候,这类人出身优越,为谋前程,寻得学历,从而选择留洋镀金,归国后,安排做官从政,但又因胸无大志,于是会享受,不会守成(中旅唐槐秋即为此类),于是,要么就是花花公子如张乔治,要么就是落难女婿如江泰;事实上,对于这个时期的自费留学生热潮,有研究认为,“自费生因资格限制既宽,又不须经过考试,所以资格与学习科目均成问题”,“在年龄上与学力上均不能至国外研究学术,时间与金钱既不经济,而使髫龄童子熏染于外国教化之下,于国家前途亦无裨益”[[[] 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5月版,P152]]。
  曹禺对此类留学生如张乔治、江泰的描述,正是舒新城先生所研究认定的自费留美生的一种普遍写照。
  4、《明朗的天》:末代归国留学生
  之所以会说到“末代”二字,全是因曹禺笔下的留学生群体中,这一类人群,是他最后涉及到留学生的一批,因此,是曹禺笔下的“末代”,也是其时代的“末代”,但未必真是中国留学生的“末代”。
  这一批末代归国留学生,以曹禺《明朗的天》中的群体形象为主。凌士湘、宋洁方、江道宗、陈洪友,这些形象,是《明朗的天》中树立出的国民政府的末代归国留学生,也是曹禺本人深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调查三个月后的所得——他们各有形象、各有立场、各有阵营,而在江山易代的背景下,显现出不同的面貌来。
  首先是宋洁方,她是末代归国留学生中,与进步阵营走得最近的一位,也是在1949年之后,迅速融入“新时代”的一位,一开始,她就表现出了关怀人民的品质,也曾秘密救助过共产党员,她正直、进步,是典型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
  其次,凌士湘,作为最为纯粹的科学家,他完成了一次成长史。最初,凌士湘眼里的科学研究,是不分国界的,但直至最后,他才发现,科学虽然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科学的成果运用主体有国界,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促进医学进步,但也可能成为战争的帮凶,这一层认知,使他跳脱出了疯魔科学家的小世界,而走向了关怀国家民族的大格局。其实,凌士湘这样的学者、知识分子、归国留学生,正是历史的典型。
  而江道宗,则是剧中塑造出来的反面形象,在重建国家、救死扶伤的关口,瞩目于个人得失,更重要的是,这一类知识分子,充满了对人民新政权的不信任,最后,不惜走上了通敌卖国的道路。及至陈洪友,即是老实忠厚乃至在大是大非面前,失去判断力、也没有判断力的类型了。
  其实,如果结合曹禺笔下归国留学生的群体形象,我们会发现,江道宗身上,或多或少,有周朴园的影子,陈洪友的身上,多少也有些乔治张、江泰的影子,而新的形象,应属凌士湘、宋洁方二人。但也要注意,这两个形象的来源,与周朴园、江泰等角色不同,周、张、江这些形象,源于曹禺生活中的观察、接触、思考,是曹禺熟悉的形象,但凌宋二人,是曹禺在新政权背景下的主动追求,换言之,这是一种“表态”,表态的内容是,在新中国明朗的天空下,留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迎来了一次新生和改造,接受改造的,走向明朗的世界,而不接受改造的,则将接受人民的审判、迎接自己的覆灭。
  因此,旧时代的末代留学生,接受了改造之后,就成了新中国的初代留学生了。不妨再联系到张彭春所塑造的归国留学生形象,从那时的改造社会者,及至《明朗的天》中的被改造者,从民众的领导者定位,走向民众的服务者定位,我们分明看到的,是留学生形象,在历史变化中的想象显影。
  二.形象中的想象
  那么,想象的显影是如何体现?梳理了曹禺时代四代归国留学生的形象之后,我们不妨对这些形象进行一个归纳,他们分别现象出的是创业者(周朴园)、零余者(江泰等)、改造者(卢先生等)、被改造者(凌士湘等)的形象。
  1、从创业者走向零余者
  初代留学生归国,如周朴园,经历了中国商海的沉浮、丛林社会的博弈,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原始资本积累,他终于得到了相应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从某种程度来说,周朴园,是那个时代的一类创业者。
  而江泰则不同。他放弃本专业(化学),归国之后,迅速进入中国的宦海,结果仕途不顺,左右都不如意,丢官之后,更是高不成低不就,什么也不会做,什么也做不了,其实,正是一个“零余者”的形象。
  “零余者”的形象,最初来自于郁达夫的小说。有意味的是,郁达夫也是一位留学生,1913年,他留学日本,之后,创造了一大批小说,在他的小说中,集中体现了一类留学生的人格——“零余者”,即消沉卑微、又心中不甘,在日本受人冷眼(《沉沦》),在中国又难以成事(《春风沉醉的晚上》)。留学的苦楚与归来的无成,在“零余者”身上得到了极大的体现。
  而江泰也是这样的一类“零余者”。
  那么,当曹禺的笔法,从创业者周朴园转向了零余者江泰的时候,说明了什么呢?
  首先,说明的是留学生群体地位的下降。中国自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有赴外留学生,到十九世纪后期至二十世纪初,则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其时,正是西方虎狼窥伺中华的时期,也是列强强势、中国弱势的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往强势国家、携带着强势国家文化、技术、逻辑归来的留学生,也俨然成为高一等的人才;加之,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人从美国归来,带来了显然的文化“进化论”的思维逻辑,认为西方的是先进的、中国的是落后的,从先进国家归来的留学生,自然要比在落后国家学习生活的人要高一等。于是,留美、留欧、留日归来的留学生,在一段时间里,是炙手可热。可是,一旦这炙手可热变作了零余,可见的是,在社会公众的视野中,留学生的身份定位,已从高不可及的炙手可热,转向了回归凡尘的烟火人间,这其间,群体地位的下降,不难自明。
  那么,群体地位下降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就此,又可见的是第二点,即此期的归国留学生,相比他们的前行者,社会责任的定位开始下降,理想主义的精神开始涣散。早一代的,有留美幼童中如詹天佑之辈,他们时时谨记国家贫弱,要立志救国,比詹天佑他们晚一些的,有弃医从文的鲁迅,眼见国民性之麻木可耻,于是要立志成为社会的匕首与投枪,与无物之阵抗争到底,再晚一些,则有庚款留学生如胡适等人,立志要将中国变为科学与民主的新世界……可直到周朴园、张乔治、江泰之流的身上,要么是顺应旧势力、旧逻辑、旧思维,成为丛林世界的新的既得利益者,要么,是谋私利、怯公仇,花花公子、坐吃山空——家国情怀、社会责任、民主理想、致世热情,已然渐渐消隐,这样的现象,成为留学生群体中的普遍存在了。
  其实,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与国家的潮流发展相关。我们不妨以文明戏为例,文明戏的兴起与衰落,其内在驱动力,在于国家亟待变革的迫切性,及至国家变革了、辛亥革命发生了,文明戏那在舞台上奔走疾呼、呼唤革命的热情,也就失去了凭依,于是,1914年,文明戏“甲寅中兴”,成了文明戏衰朽的标志——其实,不是文明戏衰落,而是文明戏失去了内在的驱动力。同理,留学生群体的理想主义也好、致世情怀也好,也有其内在驱动力的依托,这依托集中表现为新文化运动。但及至新文化运动渐趋退潮,1925年之后,留学生的理想热情也就同样落潮了。
  由此,周朴园——张乔治——江泰,这其间的轨迹,展示的是从创业者走向零余者的变化,其间所示,除了群体身份的自我定位与被定位的变化之外,更能看出社会思潮、时代主潮的变化。
  2、从改造者走向被改造者
  接下来,可见的轨迹,是从留学生卢冯到留学生凌士湘等人的变化。在张彭春的笔下,留学生应该是改变社会的担当者、愚昧民众的改造者,而到了曹禺《明朗的天》的笔下,留学生却成了有缺陷的、需要被时代和社会教育的被改造者,这从改造者走向被改造者的轨迹,也值得琢磨一番。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轨迹,首先在于,从社会层级的结构来看,1915年的中国,与1954年的中国,是大不一样的,在不同的时代下,统治阶级对包括了留学生群体在内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张彭春的时代,在统治阶级看来,知识分子群体,基本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或者,是统治阶级天然的联盟;可到了1950年代的新中国政权,执政党的最稳固联盟并非知识分子,而是工农兵。政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于是,社会层级也就出现了巨大调整,各阶层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被压迫的人民开始当家作主,社会的主导思维、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也就得以同步调整,所以,以知识分子为上的标准变成了以劳动人民为上,知识分子的行事逻辑,就自然要依照劳动人民的逻辑标准进行调整,于是,这就成了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其次,还应瞩目到的是,《明朗的天》,并非全然来自于曹禺的个人自主经验。对比曹禺的经典四作,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物塑造中,隔膜还是有的,究其原因,正是如前文所言,《明朗的天》,虽然也算是曹禺的主动创作,但也是曹禺的一部表态之作。表态之作,未必虚伪,但其中渗透的,必然不仅仅只有曹禺的个人意志。根据《曹禺评传》所记,曹禺创作《明朗的天》,是受到了周恩来的鼓励,“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还对曹禺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发展道路”[[[] 田本相、刘一军著,《曹禺评传》,重庆出版社,1993年11月版,P229]],毋庸置疑,这些谈话的成果,都集中体现在了《明朗的天》中,其实,《明朗的天》,也是曹禺作为知识分子的意志接受国家意志改造的结果。
  那么,知识分子的接受改造,应如何看待呢?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也正是我想谈的改造者与被改造者身份置换的第三重认知。改造知识分子、改造留学生群体,其实涉及到的一个更要害的问题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知识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知识分子是容易自傲的,自傲的资本就在于——知识分子掌握着知识。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知识是一种特权,寻常百姓、泥腿子里,是很难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要么经过寒窗苦读,要么是读书世家,才有可能出知识分子,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留学生,则更是需要国家之力、政府之力和家庭财力的支撑,方可成就。因此,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而言,知识成了自己的勋章。但是,一旦知识成为自傲的资本,这就使得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生群体)对知识的判断走向狭窄,知识如果不普及民众、知识如果不关怀他人、知识如果只表达自我,那么,这样的知识,又有什么有效性呢?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知识分子的身份变化——他们从改造世界的主导者,变成了适应世界的顺遂者,最终,成为接受人民教育的被改造者,这其间的逻辑,也透露着人们对知识的自我思考、知识分子自我反思的社会意识。
  再之,还应特别注意到的一点是,从留学生自认为社会改造者身份定位的《醒》,到最后接受人民改造的《明朗的天》,其间的走向逻辑,直接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相关。1915年,中美关系还处于较为平稳阶段,而《醒》的作者张彭春,尤其是留美的庚款学生,对美国自然凭多一层好感,于是,在剧本呈现中,处处以留美学生为优越,展示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显而易见的;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国务院当即表示,将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此同时,也于经济上封锁中国。在这样的外交关系背景上,中国人再无对美国的好感,于是,全面开始了对美国价值观、美国思维、美国逻辑的否弃,也正因此,才出现了《明朗的天》中,对美国医院的罪行分析、以及对亲美留学生的批判与痛斥。
  三、想象背后:退潮与自尊
  其实,无论是留学生从创业者到零余者的形象转变,还是从改造者到被改造者的身份定位,其间透露的,是社会视野、大众视野之下,对留学生身份认知的变化,无疑,这是一个从仰望走向平视乃至俯视的过程——背后反映的,也是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留洋”热潮认知的渐趋退潮。
  怎么看待这样的退潮?
  首先,退潮,反映的是一种国际关系的变化。
  这里的国际关系,不仅仅包括中美关系,还包括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等国家关系和世界局势的变化。
  国家关系方面,可从如下案例中窥得道理:“民国四年(1915年),留日学生因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外交问题全体归国”[[[] 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5月版,P181]]——结合张彭春1915年在《醒》中对留日学生的形象塑造,即可知,此期,留日学生的地位下降以及群体退潮之相。其实,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热潮,即为赴日留学潮。1895年甲午战后,中国愈加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于是,1897年开始,派遣赴日学生,到了1907年,留日学生达到万余。但随着国家关系的变化,日本留学生渐渐减少,而赴美学生渐趋增多——及至1915年,赴日学生全面归国。其间,国家关系变化对留学潮的影响,可见一般。及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更大几千人,而从欧美归国的留学生,也为数不少。可以说,全面的留学生退潮,应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变动、世界国际关系的变革中凸显出来了。
  于此同时,在曹禺先生的戏剧作品中,对归国留学生群体的反思,也正是三十年代开始——反思的基础,正于留学潮的退潮,这在历史与戏剧的交互映衬中,显明极了。
  同样,随着中国与日本、美国、欧洲各国的关系变化,减少乃至严格控制留学生,导致留学生潮流的退潮,也是可以理解的了。1949年,随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断交政策的出现,世界局势走向冷战,中美之间隔绝,留学生自然也无从谈起,但有意味的是,此期,中国与前苏联愈加联系紧密,两国之间,出现了新的“留学生”潮流。
  但这是后话了。
  其次,这也可看出,是民族自尊的另一种表达。
  根据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闯将们引进的文学“进化论”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为,西方总是先进,而东方总是落后,于是,留学归国的学生,总是优越于本国的学生的;但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一直延续。根据曹禺30年代、40年代与50年代的不同反思,可见,在一定社会层面,人们对留学生身份的崇拜渐趋退潮,乃至到了50年代的中国,更是以人民的儿子为荣,而留学、喝过洋墨水,却心怀忐忑了。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华民族在对留学者的崇拜之后,在国家的灾难与民族的奋起当中,找到了顽强的品格、民族的自信,从仰望崇拜走向不卑不亢,这是一种在苦难中累积而成的自尊和自信。1956年,西方摄影家马克·吕布来到中国,当他来到一个陌生中国,他充满新鲜感地用镜头观察和记录着中国,其中,在他的一张照片说明中,我们看到这样的文字:
  这是1956年的年底,在从香港到广州的火车上……这个身穿黑衣的妇女是个农民,虽然她那种成熟的优美让人觉得她是在城里生活的。人们看到的亚洲某些地方的人,是连一点人的尊严也没有的,他们往往处在一种完全被抛弃的状态,而这张照片立即完全改变了这种印象。像其他访问中国的人看到的一样,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感到毛泽东给中国人身上注入了一种尊严感。[[[] 南无哀著,《东方照相记:近代以来西方重要摄影家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P306]]
  尊严感!这曾在初期留学生鲁迅文章中痛心疾首我们缺失的品质,终于在50年代的中国找寻回来了——用五十年的时间,半个世纪的苦难,来重树人民的尊严,这是一项艰难而伟大的事业,但中华民族确乎是做到了,这当然是浴火重生。
  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明朗的天》为末代留学生留下的最后定格形象,就显出了划时代的意义来了。无论是国家意志的干扰,还是剧作家的自主自觉,凌士湘的形象,将成为中国留学生艺术形象群体中关键的一个,闪现出知识反思、历史思考与人性关怀的光彩来了。
  当然,当这种重生的自尊走向极端,也会成为一种盲目与无知,我们不可否认,60年代之后,一方面是国际局势的封锁,另一方面,是自尊自信的扩张,我们在历史的迷障中,再度回到了历史的重复情境当中,及至80年代,情境再度重复,我们再度迎来了封锁国门后的又一度留学热潮——改革开放留学热。不仅如此,改革开放时候,话剧作品《与单身女人共度除夕》、《楼上的玛金》,再度又将留学生群体带入戏剧舞台,进行思考与反省,无形当中,这与曹禺作品中留学生形象的反思,再度暗合。
  历史,就在这样的暗合中,再一次回环重复了。
  于是,本篇课题的意义,就在此浮现了出来——去研究曹禺作品中的留学生形象,就不再仅仅是那种远离当下、沉湎于历史背影中的研究路数,留学生的形象梳理与变化,其实映射的是历史的回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再度迎来了又一次的留学热,即便是到了今天,这样的留学热也未曾全面退潮,尽管,今天已有对“留学潮”的思考,但这样的思考,还可以继续深入、继续挖掘,在思考的过程中,历史可以给我们经验、曾经的剧作家对留学生形象的反思,也正是我们可以参考、借鉴的蓝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应意识到,话剧作品中显现的留学生形象,不仅仅展示着个体与群体的困惑状态与生存环境,还同时显现着国家力量、国家意志、国际关系以及民族自信、民族自省的意义。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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