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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日出》的美学特征
信息来源:曹 瀛  发布日期:2017-08-27 15:11:08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悲剧艺术反映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是人对自己命运认识的审美体现。曹禺是以一个悲剧诗人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的。1936年,《雷雨》发表一年以后,曹禺创作了又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四幕剧《日出》。该剧未经上演便引起文艺界普遍的重视,剧本发表不到一个月,《大公报》文艺副刊就特辟专栏连续发表文章,对这部作品的成就和巨大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文学家巴金将它与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并列,誉为“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1)著名学者、英国谢迪克教授指出:“《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2)2016年是曹禺《日出》发表80周年,重新阅读名剧,唤醒与复活我们自身的审美感受力和审美鉴赏力,打开闭锁着我们感性生命的重重闸门,让心灵的情感重新开放与升华。
  一
  人的复杂性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善恶交织。曹禺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来,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心思就是用在如何刻划人物这个问题。”(3)他在《日出》中写活了一群灰色人物形象,描写了灰色人物的悲剧命运。这类人物则很难简单化地用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的标准来判断其思想道德行为。他们有的生长在没落衰败的社会阶层,长期受陈旧腐朽文化的熏染、毒害,灵魂遭到吞噬,人的本性在逐渐异化。《日出》以30年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天津为背景,以"交际花"陈白露的华丽客厅和翠喜所在的三等妓院“宝和下处”为具体地点,作品主要描写了三类人物:一是受五四新文化影响而在社会上发生不同变化的青年学生,如堕落为交际花的陈白露、仍然向往光明的方达生;二是"有余者"的代表和附庸,如银行家潘月亭、大丰银行襄理李石清、富孀顾八奶奶、面首胡四、打手黑三、洋奴张乔治、大旅馆茶房王福升以及没出场的恶霸金八等;三是社会底层的“不足者”,如妓女翠喜、被银行抛弃的小职员黄省三、不幸落入黑社会之手的小东西等。陈白露是曹禺着力塑造的一个戏剧人物。她在没有走进社会之前,是美丽而纯真的“竹均”,对未来充满理想;走进社会后,很快就变成了玩世不恭的“白露”。方达生的出现,唤起了陈白露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但过去的美好也仅仅是回忆中的一点残留,她清楚地知道,已经回不去了,自己只是潘月亭养在鸟笼里的一只金丝雀,即使有方达生的援救,即使鸟笼的门可以打开,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生存的能力。陈白露是曹禺心中的一个理想,也是剧作家对这个理想的哀思,因此,即使她已经被彻底的锈蚀,但在剧作家的心目中,她仍然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女性,为了保护被人随意买卖的“小东西”,甚至不惜与金八作对。灯红酒绿的生活并没有使陈白露的灵魂完全堕落,她还保留着自己“孩子时代”天真、纯洁的本性,深藏着一个十分痛苦的内心世界。当她少女时代的情人突然出现在眼前时,就像一阵清凉的风吹进了她的灵魂。那个窒息多年的“人”一下子复活了:“时而象是久经风尘,时而象是单纯的少女;时而玩世不恭,时而满腔正义;时而放纵任性,时而感伤厌世。”(4)“含着眼泪的嘲笑”是曹禺对人物创造的审美态度。曹禺既充分揭露了陈白露个人享乐主义人生哲学的偶象性,嘲弄着她的消极颓唐,又明显肯定了她追求个人幸福以及个性解放的合理性,赞扬了她对黑暗现实的不妥协态度。人物的双重性,常常使曹禺处于肯定和否定连体接肢的二难窘境,二难审美,是人物悲剧(肯定)和喜剧(否定)双重价值内涵的美学基础。
  曹禺独特的审美个性决定了他对生活具有深刻感受与独到见解。他慧眼独具,从旁人习焉不察的灰色生活地域发现了富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真正悲剧因素”,以美的眼光发现了人类灵魂的闪光,以深婉细曲的笔墨把悲剧人物的内心痛苦一层层传状得深透细致、具体真切,使原来无形状的痛苦灵魂仿佛浮雕凸现出来,使每一个生命的血液里都化合着无可替代的复杂的成份。李石清是一个极端自私而又阴险狡猾的人,而黄省三则是一个非常神经质而又胆小怕事的人。通过李黄之间的冲突,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石清从“不足者”变为“有余者”的动因。黄省三现在的处境,就是李石清的过去,也有可能是李石清的另外一种前途,如果他不是像现在这样不择手段地往上爬,他完全有可能落入黄省三的境地。而李石清如果拥有了潘月亭的钱财和权势,他就会比潘月亭更加贪婪和荒淫。李石清非常看重自己现在的"襄理"位置,他深知自己往上爬的艰辛和屈辱。李石清就是这样一个独特的人,在独特的环境中按独特的心理行事、活动。他卑屈逢迎,但不同于王福升,卑屈中带点知识分子的斯文、自尊;他愤世,这愤世有别于方达生,这是为自己不能跻足于上流社会而引起的,充满个人私欲;他虚荣,这虚荣迥异于张乔治,他在虚荣中感到自卑;他卑鄙,这卑鄙不象胡四,卑鄙之中藏着野心;他阴险狡诈,但和那幕后操纵一切的金八不一样,阴险狡诈中有一种孤注一掷的侥幸心理;就说他的凶狠残忍罢,也不似黑三,他是个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很有些庸俗进化论的思想。他,就是他,就是“这一个”。仅仅从他的一句对话、一个动作,我们就可以猜到他的经历、遭遇、教养、嗜好、精神素质……使我们不能不叹服剧作家刻划人物的卓越技巧和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主体对于这类灰色人物的美学态度也是同情、怜悯中融合了温和的批评与讽刺。他看到了陈白露、李石清式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也看到了人的复杂性,这就决定了他对剧中人的双重美学态度,深重地责备他们的无能又同情他们的不幸的悲剧命运。曹禺自云:“日出里这些坏蛋,我深深地憎恶他们,却又不自主原谅他们(李石清、潘月亭之类)。奇怪的是这两种情绪并行不悖,憎恨的情绪愈高,原谅他们的心也愈重。究竟他们是玩弄人,还是为人玩弄呢?……堕落到这步天地,症结还归在整个制度的腐败”。(5)《日出》人物的复杂个性,引导剧作家确立了二难的审美心态,并进而认同了人物爱憎交织、善恶相融的审美的价值取向。
  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戏剧艺术就是一种结构的艺术。
  古往今来的剧作家,都特别重视戏剧结构在整个戏剧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日出》比起《雷雨》来,不仅题材更加开阔,而且在戏剧结构上作了新的“探索”。曹禺说过,他单纯摹仿契诃夫的描红习作失败了,焚烧了,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这个念头”。他决心在《雷雨》创造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契诃夫的长处,“试探一次新路”。在写《日出》时,他有意“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在几个人身上”。他“想用片段的方法”,“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要采用所谓“横断面的描写”,“尽可能减少些故事的起伏,与夫起承转合的手法”。《日出》采用了“辐射式结构”以代替《雷雨》的“封闭式结构”。《日出》也有中心人物即陈白露,但整个戏的情节并不集中在陈白露等一二人物身上,而是分散在许多人物的日常生活和事变之中。但陈白露的悲剧命运仍不失为贯串全剧的一条情节线索。陈白露的情节有其本身的内容,陈白露在旅馆的生活,她和方达生的关系,她过去和诗人的爱情,她的自尽等。而作为一条“线索”,又串起了“人生的零碎。”有了陈白露和潘月亭的关系,就“辐射”出金八、潘月亭、李石清、黄省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情节。有了陈白露和“鬼”们打交道,就“辐射”出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的生活横断面。有了陈白露救小东西,就“辐射”出写宝和下处的第三幕。原则是“花开几朵,各表一枝”,而由于陈白露这条线索的贯串,又使之具有戏剧结构的完整性。剧作家安排方达生来找陈白露后来离开旅馆作为全剧的引子,除了揭开陈白露竹均时代生活帷幕的一角外,又使整体感有所加强。
  《日出》结构的又一特色是“略前详后”:陈白露在戏的一出场,已是交际花身份住在豪华的酒店里。“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6)总之,我们初次见到陈白露在内,她已处在堕落日久,逐步走向最后毁灭的阶段。整出戏(第一、二、四幕)都在写她不甘心堕落但又无力自拔。但是堕落以前的陈白露呢?《日出》交代得异常简略。我们只知道她原来叫竹均,“出身,书香门第……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材生,……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一个人闯出来,自从离开了家乡,不用亲戚朋友一点帮忙……”除了这段跳跃式的身世概括以外,陈白露在第四幕里还告诉方达生她以前有过一次因平淡而失败的婚姻。丈夫是个诗人,后来似乎追求革命去了。但这种《伤逝》式的婚姻悲剧还是不能解释陈白露最初的堕落。她当初是怎么“离开了家乡”“一个人闯出来”,怎样从竹均变成白露的过程细节,《日出》是完全淡写了,这样“略前详后”的效果有三,一是读者(观众)不知道女主人公当初失足时是否曾有,以及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二是读者(观众)只看见女主人公今日堕落之苦且依然纯真,天良未泯,可以假设她身处污泥当是被无辜;三是既然女主人公只是受害者,那么谁应对这美女自杀的悲剧负责呢?显然是从主观与客观上找原因。《日出》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于它深刻的思想,生动的形象,还在于它与内容高度和谐统一的新颖独特的艺术形式。
  《日出》在严肃的悲剧基调中,有机地掺进了近乎滑稽的喜剧的嘲讽,在强烈的对照中,更加重了社会悲剧的色彩。全剧一方面通过陈白露与周围人事的碰撞、围绕去留问题,把一个走入历史末路的“新女性”内心深处的裂痕层层剥露出来;另一方面,又用潘月亭的公债投资活动,顾八奶奶和胡四肉麻的恋爱,小东西的不幸遭遇,翠喜的卖笑生涯,黄省三的惨剧等多条行动线索,交织成一幅五光十色的畸形都市生活画面。在戏剧场面频繁的转换中,作品不但善于以喜剧性的穿插来突显人物悲剧的命运,而且也常常以悲剧人物的出现来加强对反面人物喜剧性的讽刺和批判。如第二幕中,在被开除了公职的黄省三求告不成,反被潘经理打倒在地,气息奄奄地被人拖下台去之后,作品有意安排洋奴博士张乔治上场,摇头摆尾地以他的猎狗吃不到干净牛肉的“痛苦”为例,来感叹“在中国活着不容易”。鲜明的对照,不仅有力地控诉了“人不如狗”的黄省三的悲剧,还辛辣地讽刺了张乔治之类的无耻之处,揭露了他们的享乐生活正是建筑在黄省三等被损害、被压迫者的悲剧之上的剥削本质。从全剧说,剧作家在陈白露豪华的客厅里尽情讽刺鞭笞了上层剥削者的丑态之后,突然将戏转入“宝和下处”肮脏阴暗的一角,展露人间地狱的种种惨状,正如同在阔人们群魔乱舞寻欢作乐的渲嚣声中,突然插进了小东西和黄省三凄厉的哭诉和颤抖的哀告,都是剧作家根据艺术的辩证法,在悲剧与喜剧的巧妙交织中,凸现出对黑暗社会悲愤控诉的独特的艺术构思。
  三
  曹禺是一位崇尚内在激情、高扬生命本能的剧作家,他的悲剧《日出》十分注重深沉严峻的美学品格和诗意盎然的表现气韵,讲究情景相生,寓情于景,使一切景语都染上诗人的情思。戏剧的舞台环境气氛描写,已经不再是一般地交代剧情时间、地点、环境,也不仅参与剧情,而且简直是剧中人感情的外化。曹禺说:“《日出》写成了,然而太阳并没有能够露出全面。我描摹的只是日出以前的事情,有了阳光的人们始终藏在背景后,没有显明地走到面前。我写出了希望,一种令人兴奋的希望;我暗示出一个伟大的未来,但也只是暗示着。”(7)这里所说的“暗示”,我们不妨理解为曹禺在创作中运用象征的手法,这是有具体的历史条件的,在那到处都有“枭鸟”眼睛的时代,他采取象征有着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另外,运用象征主要也是为了追求作品的形象性和诗意。曹禺在很多作品中运用大量的象征,象征已经成为他结构剧本、塑造人物、表现主题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手段,也成了他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日出》中的象征,归纳起来可以分为情节象征、氛围象征和细节象征。
  情节象征即指象征意义是建立在整个作品总的情节上,而不是某个意象或自然物等细节上。曹禺说,他写《日出》同样出于“终于按奈不住”的“一腔愤懑”。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事”,这些都“化成多少严重的问题死命突出着我。这些问题灼热我的情绪,增强我不平之感,有如一个热病患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转化为一种强烈的诗情。首先剧本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半殖民地都市的群丑图:有工于心计的银行家潘月亭、卑躬屈膝的李石清、俗不可耐的顾八奶奶、洋奴张乔治等。这些都市群丑聚在陈白露的寓所里寻欢作乐,而又尔虞我诈,充分暴露了被金钱扭曲了的畸形人性。二是描绘“不足”者的备受欺凌。“小东西”被卖进妓院;小职员黄省三走投无路毒死自己的孩子后自尽被救发了疯。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们善良、忠厚和倔强的品性。剧本正是通过对都市群丑和下层被侮辱被剥夺者的描写,反映了旧中国大都市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一方面是剥削者、“有余者”贪得无厌,醉生梦死;另一方面是被损害者、“不足者”备受侮辱。“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对比,表达了控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黑暗社会的主题。曹禺正是如此给特定历史中的人类以冷静的注视和剖析:人作为整体元素,是怎样的痛苦和艰难;是怎样的难以走出自己;是怎样的难以摆脱命运与民族惰性的怪圈。正是从熔铸着自审意识的血肉丰满的个人生命过程中升腾起深沉的悲剧张力感。由此剧作家以真诚赤心抨击邪恶、弘扬真情,抒发自己稠缪深悠的人生悲剧体味。
  氛围象征往往通过对背景的淡化,设置有象征意味的背景、人物来建立这种氛围。当代悲剧对人的自我认识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表现人类精神生活复杂性,刻画人的深层意识与精神生活的两难处境。曹禺以冷静、平和、怜悯的心境象咀嚼苦瓜一样品尝苦难的滋味,让其分解在自己心海深处的对美和未来的向往之中,倾注在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身上。《日出》中有一个主要人物,那就是躲在幕后一直没有出场的金八。他不仅是黑暗社会的化身,而且操纵全局,主宰每个人物的命运,成为剧中各种矛盾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推动者。小东西难逃流氓黑三罗网,翠喜忍悲强笑于烟花,王省三失业而发疯,李石清困兽犹斗,就连老谋深算、心狠手辣的潘月亭最后也落得破产的命运。陈白露是贯串全剧的一个中心人物,展现了她勇敢地反抗金八一直到慑于黑暗势力的强大而走上绝路的悲剧。在剧中陈白露和金八的冲突,剧作家有意不去突出它,有着深邃的思想意图,即“用色点点成光影”的“横断面的描写”,使“无数的沙砾积成一座山丘,每粒沙都有同等造山的功绩”,以便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给人们留下“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曹禺对人类意识深处的矛盾的表现,使他对人的理解和对人的处境的关注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日出》所散发的浓郁诗意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象征集合体的繁富意蕴,人们从剧中所得到的感受和观念都与象征集合体的整体或部分发生关系。诸多象征物的交相辉映为《日出》编织了一幅悲剧与喜剧共在,写景与抒情交融,现实与理想映照、苦难与命运相连的艺术境界。
  细节象征是在作品中设置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细节,从中透示作品的深刻意蕴。曹禺总是以自己的审美心灵、审美情感去撞击生活,体会人物,感受人生,将诗意的象征熔铸在戏剧的整体艺术构思中,将诗意的抒情揉合进人物的塑造中。我们看到大凡与都市生活有关的道具布景台词动作,都是腐化堕落和丑恶的象征。与如第一幕介绍陈白露所在的旅馆休息厅,“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而且这一切均见不得阳光:“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这一个背景,贯穿了第一、二、四幕,即上海初演《日出》的全场。这洋场背景,便是陈白露堕落的原因。自然的霜花比喻主人公善良可爱,依然纯真。陈白露,她的名字就是象征的。她是黑夜里一颗晶莹的露珠,弥漫的夜气给它蒙上一层污垢,但它的内心是纯洁的、透明的,它盼望日出,向往在阳光照耀下一展清亮的光辉。但在她的心头,始终盘旋着无法逃脱的命运的阴云。“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8)这陈白露反复吟咏与咀嚼的诗句,正是她深刻的内心冲突与苦闷的写照与外化。曹禺在剧中用“日出”象征光明,并把它同工人的形象结合在一起。砸夯工人高亢、洪亮的歌声,配合着沉重的石硪一下一下埋在土里,传到观众耳中,犹如一个伟大的生命浩浩荡荡地向前、向前,生气勃勃地充满人间。他用这雄壮的声音,向人们暗示:旧的终将死去,新的必将来临。
  我们从《日出》中发现了曹禺鲜明的创作个性,探寻到了曹禺剧作现实主义的美学特征:“他善于从黑暗现实中发现美好的事物,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的真实。”(9)在他的笔下体现了一种戏剧的“精神”,即对人性的深刻独特洞察、对人的境遇和选择的理解容纳、对人类情感和精神的或单纯或细微的永恒关怀。《日出》之所以打动观众(读者)就在于深刻地勾画旧时代的侧影,描述诸如生命的涵义、死亡和永生等问题;执拗地闯入人类灵魂的深处,探询爱与恨、苦与乐、荣与辱一类纠缠了人类多少世纪的命题。多样的人生价值取向,冷凝的现代戏剧意识,触及本质的精深艺术意旨,疏淡而心灵化的悲剧冲突,具有复杂内涵的悲剧性格,融汇多种表现手法、趋向开放的情节结构、语言色调,塑造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戏剧人物,诠释历史,诠释人生,诠释现代悲剧的丰富内涵。
  (1)(2)曹树钧《中外戏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9月第1版第85页。
  (3)《戏剧研究》1991年第3期第26页。
  (4)(5) (8)《曹禺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54、48、52页。
  (6) (7)《曹禺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10、212页。
  (9)《舞台艺术》2001年第4期第15页。
  曹 瀛(本文作者系《盐城戏剧》主编、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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