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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的创作与天津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7-08-27 15:25:24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是从都市写作开始的。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共同创造性地开发了这一至关重要的写作资源。从波德莱尔的巴黎到卡夫卡的布拉格;从乔伊斯的都柏林到菲茨杰拉德的纽约,无不有着丰富的隐喻意义。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尽管曾有过以地域划分的“京派”和“海派”,但这也只是广义上的文学流派的划分。虽然“海派”中的张爱玲“上海记忆”的“市井”化色彩的追求,正像她一再声扬的自己对市井、“俗气”、地方戏、乃至“小市民”的热爱。但若从一座城市对创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艺术观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城市的气质深深地浸润到一个作家的血液里的程度来看,天津对他的影响是近代文学史中比较典型的。天津这座老城走出的这位剧作家,出道很早,少年时便开始演戏,是个很不错的演员;青年时代写出了惊人骇世的一部剧作,一鸣惊人,从此扬名于中国剧坛,并为中国话剧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曾被周总理称为“是有勇的作家,是有自信心的作家”。他就是曹禺。
  曹禺先生青年时期离开天津“万公馆”近半个世纪,一直再也没回过老家。解放后,曹禺他曾多次来天津找过他的住所,但因离家实在太久了,周围建筑也早已面目全非了,所以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万公馆。1986年,曹禺先生在75周岁诞辰之际,再一次来津寻找他的故居,这次是在有关方面人士的陪同下进行的。当汽车拐进民主道,曹禺先生突然认出马路右侧的一座刚刚粉刷过灰白色小洋楼,现在的河北区民主道23号,就是他当年出生住过的地方——万公馆。曹禺先生终于找到了他半个世纪前,少年时期生活过的地方。他非常激动,走进这座小楼不禁想起往昔的一切。
  确实,曹禺从小就是在这种封建旧官僚家庭中耳熏目染地长大,可以说他的家庭是他认识社会的第一任老师。移居万公馆后曹禺家豪华的客厅是向他展示人生的第一个舞台。幼小的曹禺在客厅里,亲眼见到他父亲接待许多达官贵人,以及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如黎元洪的姨太太、北洋军阀大政客、亲日派,后来成为蒋介石亲信的黄郛……,这些人他父亲全接待过。曹禺记得小时候,有一天,一个身穿马褂、蓄着小胡子的人来拜谒他父亲。那人在客厅已经等了许多,一见万德尊从楼上下来,就连连叩头、跪拜,态度十分真诚。原来那人叫李补耕,靠万的关系当了知县,发了财。万德尊把他引到楼上,两个人便对着抽起了鸦片。后来两家熟了,连李的太太也和曹禺的养母在一起抽大烟。当时曹家就象后来曹禺先生所说的:“是这样一个三教九流、兼蓄并包的所谓‘杂货铺’”。从万公馆这个“杂货铺”中散发出来的霉烂气息,可以说是曹禺叛逆旧社会,推动他在后来的剧作中不懈地去揭露社会罪恶,探索光明未来的最早基因。
  那时,曹禺的父亲官职不低,生活也很优裕,但他对混沌黑暗的现实时有不满和牢骚,为了驱逐内心的郁闷,慢慢地就抽起了大烟。曹禺的养母也常和他父亲一起在卧室里对着抽鸦片,往往是通宵达旦,到第二天下午四、五点钟才起床。曹禺的父亲脾气很不好,常常在饭桌上严厉地训斥子女们,但尽管他很喜欢曹禺,但曹禺却不喜欢这个家,因为整个房子白天空荡荡的、死寂沉闷,找不到一丝温馨的家庭气氛,甚至有些恐怖凄凉。后来,曹禺把这种对家庭的感受写进了他的名作《雷雨》之中,剧中小客厅“闹鬼”的氛围和情节,可能正是出于少年曹禺的这种“厌家”情结。
  另一方面,幼小的曹禺从自己的保姆段妈那儿受到的是另一种教育。那时,段妈经常给曹禺讲一些农村农民破产的故事,及农民苦难悲惨的生活现状。不仅如此,少年的曹禺也曾亲身体会到了这种社会现实,他记得那时天津的“三九”天深夜,在他家的胡同口周围,常有乡下来的农民挑着竹筐,里面装着瑟缩发抖的孩子,头上插着草签,这农民的叫卖声加上孩子的哭闹声,那声音非常凄惨,小曹禺听了,非常难过。虽然那时曹禺只有十一、二岁,可这些事还是在他的心灵上刻下深深的印痕,为日后创作中表现出的浓郁的人道主义的源泉。正因为如此,在他以后创作的《日出》中,才准确地塑造了小东西这个童妓形象;在《原野》中他生动描写了农民的恶劣生活状态等等。
  从看戏演戏到写戏,是古今中外许多戏剧名家所过来的路,曹禺也是如此。曹禺的养母非常喜欢看戏,这对幼年的曹禺影响很大。曹禺在三岁时,养母就抱着他听谭鑫培的戏。后来还看龚云甫、杨小楼、余叔岩、王长林、裘桂仙等的戏,还看过小香水、元元红的梆子戏;看老白玉霜、李桂云的评剧;也看过一些文明戏。曹禺后来还回忆说,教他书的一位王先生除教课之外,教他学演文戏、武戏,还陪同他到很远的光明影院看连台电影。正是由于天津戏曲文化、茶园文化、会馆文化、地域文化的发达,孕育了近代天津戏剧的发展,影响应培养了包括曹禺在内的许多戏剧人才。
  曹禺后来认为,正是由于少年时在天津观看了这么多戏曲“从旧戏里可以学到刻画人物的本领。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是写得很鲜明的,而且每个人物都不一样。”曹禺几乎看遍了所有关于曹操的戏,从各种各样的曹操身上,体会到传统戏曲刻画人物的技巧。曹禺的话剧创作从古典戏剧中得益很多。
  曹禺13岁那年,进入南开学校学习,16岁时在南开学校加入了名震京津的“南开新剧团”,从此开始了他的戏剧生涯。
  曹禺曾说:“我很留恋青年时代在天津的这段生活。我从15岁至今天(72岁),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它使我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应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戏剧有它自身的内在规律,不同于小说或电影。掌握这套规律的重要途径,就是舞台实践。因此,如何写戏,光看剧本不行,要自己演;光靠写不成,主要在写作时知道在舞台上应如何举手投足。当然剧作家不都是走我这样的道路。张彭春老师去美国时,给我留下一套英文易卜生全集,对我影响很大,大部分我都读了,有的太深,不大懂,没读。那时我太年轻,还在中学,英文也不好。易卜生是‘近代戏剧之父’,近代戏(也许除去现代各种流派的外国戏)无不受易卜生的影响。他不仅是写实主义的,同时也是象征主义的。他的哲学思想和写戏方法,影响极远。他是一位戏剧大师。”
  确实曹禺的戏剧里有易卜生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在天津生活期间所接触的许多社会现实。南开中学历来具有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也是“五•四”运动中的天津中学中表现最活跃的学校,周恩来、马千里等许多革命者都出自这个学校。在那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勃起的年代,年轻的曹禺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影响。
  曹禺的戏中到处都有天津的影子,比如还是在《雷雨》中安排周朴园为煤矿主,安排鲁大海为矿工,这些正是因为当时作为北方工商打城市的天津,许多矿务局都设在天津,比如开平矿、开滦矿等,而出入万家的各色人中就有矿务局的头头或买办,所以他们所谈论的矿上的一些生活和情况时曹禺所熟悉的。另外,曹禺的创作《日出》,陈白露生活的饭店,包括室内布局、室外街景处处都有当时天津的一些上等饭店的痕迹,比如和平路上和滨江道上的交通饭店和惠中饭店,等等。
  曹禺在创作《日出》时为熟悉下等妓女的生活,还亲自到天津南市地区的一些下等妓院熟悉生活,许多三等妓院的妓女都和他熟悉了,便毫不保留地把自己的身世、思想感情向他倾诉,年轻的曹禺不怕闲言碎语走访她们了解她们,把对这些不幸的女子的同情全部写进了《日出》中,塑造了翠喜、小东西的形象,深刻而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现实。
  曹禺的戏剧创作离不开天津,离不开这里的家,这里的人,这里的故事,这里的情,这里的景……与天津的一切都是唇齿相连,息息相关。他太了解天津了,正象他自己所说:“我永远忘不了南开中学……在我中学时代,它使我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并且知道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这很难,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个人能看清楚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哪件事情是是的,哪件事情是非的很不容易,我的感觉(创作)在小的时候就打了基础,是在南开中学打的基础……”
  曹禺在晚年接受天津的中国戏剧博物馆名誉馆长的聘任时还说:“按说我确实不配担任这职务。只是为了这个道理,我们天津不仅是工商业城市,又是文化之乡,也是戏剧之乡。天津人爱干活,爱劳动,什么都爱干,但最爱看的是戏剧,所以天津戏剧非常发达。我是天津人,生长在天津,我只是想到这一点我觉得我有资格,要我担任这个职位,我非常愿意,我非常感谢。”
  短短的几句话可以看出,天津这座城市的气质、文化、社会生活已经深深的浸透在曹禺的血液和灵魂里,在天津的童年生活影响了他的一生,在这里的经历在他的头脑之中产生了一大堆富有意味的细节,不仅仅是指时间的拉长、事件的叠加、情感的积淀,更重要的是原生态的心智,如果说天津对曹禺及其创作,特别是《雷雨》、《日出》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那么,曹禺的人格和个性上的一些弱点,比如感情化的诗人气质,政治上的自卑,过分地否定自己,虔诚的轻信和服从,寄托于幻想的孱弱的叛逆等,都与天津的童年生活有关,正如天津老百姓所常说的一句话:“从小看大,三岁看老”。也应了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所说的话:“诗人应该是一个孩子,即使他已白发苍苍、血管硬化。”
  王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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