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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萌动与伦理的禁忌 ——《雷雨》中“畸形”的悲剧之恋(之三)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18-10-11 16:48:28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摘要:在《雷雨》中,周萍与四凤之间的血缘乱伦辨识整部命运悲剧的高潮与核心。周萍和家中的女仆四凤相爱。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周朴园和侍萍三十年前的旧事,也不知道他们重蹈了父母三十年前曾经走过的悲剧老路。宿命的悲剧竟然重现。淳朴单纯的四凤,对爱情憧憬、伦理道德底线以及人的尊严都被击碎,她不知道何去何从?而周萍本就因为与蘩漪之间的乱伦而折磨的内心扭曲,再次受到这样重大的打击,在难以跨越的道德禁忌面签,唯有走向死亡才是他的唯一出路。
  关键词:《雷雨》  生命的萌动   伦理禁忌
  作者简介:李伟民,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教授
  胡蓓,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法语联盟讲师
  曾艳,  《华西都市报》记者
  在《雷雨》的故事叙事和情节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周萍的情感的慰藉得到满足以后,他又对触犯伦理禁忌感到无比的恐慌与害怕。这种恐惧实际上涉及到了他在此语境中的道德选择问题,即是否能够解释清楚自己的伦理倾向。根据文学文本的内部研究规律,人物的道德选择问题,以及在某种身份下如何选择、选择的过程、选择的对象、选择的结果、选择的原则,以及选择的价值,必然包括了文本的伦理倾向与伦理批评。在《雷雨》中,周萍想要离开蘩漪,他遇到了家中的女仆四凤,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不断地从四凤身上获取情感上的慰藉和生命的活力,但他并不知道,他即将陷入更大的灾难,这将引导他从此滑向悲剧的深渊。我们认为,悲剧审美情感的生成必须接受主体在社会实践、悲剧审美实践活动积累的对人生悲剧性的“前理解”。而这种悲剧性的“前理解”往往显示为某种伦理选择。伦理选择解决的是人的本质、精神和身体的问题。随着叙事的逐次展开,当他得知自己与四凤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时,他所受到的伤痛抑郁在雷雨之夜全面爆发了。他不断与命运抗争,落得遍体鳞伤,最终是逃不掉命运的陷阱。最后,他在忏悔与崩溃中,带着诀别的勇气,走向了死亡的终点。实际上,曹禺是通过周萍所处的语境展示了他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创作《雷雨》时期的曹禺“整体上关注的是人的憎恨、冷酷、复仇之类的种种感情,甚至更极端一些说,作者关注的是燃尽这些感情的悲剧”。[1]周萍和四凤的悲剧命运均处在伦理选择的过程中,他们之间从相爱到走向死亡,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伦理选择,从生命的萌动到伦理的禁忌,他们在社会的训诫、规约中唯有死亡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一
  在文学作品的的叙事中,伦理和道德说教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束缚,而且往往会受到人的精神和身体的本能的拒绝。因此这种伦理往往会通过文学进行道德的说教,从而让人们比较自愿地接受某种道德说教。而这正是我们从文学伦理学角度研究《雷雨》的价值之所在。在剧中,周萍是一个具有的德信和丰富情感的青年,他希望过现实的和谐生活,但是他在理智和感情、激情与道德之间收到各种束缚,并且产生了很大的矛盾。通过剧中的若干情节,我们看到,周萍从乡下回到周家,他被温柔大方的蘩漪所吸引,和她坠入爱河,但在他的母爱需求被满足以后,他的离职回归,认识到自己铸成大错。他后悔了,他想要弥补这个错误,谁知道他即将面临的是“更大的错”——同母异父的妹妹四凤。周萍与两位女性情感上的深度交往,在这个特定的话语场域内,两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已经构成了叙事的主体,在纠缠不清的情感的引导下,生命的萌动与激情成为叙事的主要方式,女性身体已经成为叙事对象,这种以女性精神和身体为叙事内容的描写,已经成为挑战男性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叙事权威,颠覆了男性对女性身体和精神形象固化,虽然有暂时性的因素,但却重构了女性身体和精神与自我主体地位的叙事模式。
  在生命的萌动与激情爆发之中,“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时间来实现的”,[2]在生命的萌动与伦理禁忌面前,话语成为了施展权力的工具,而且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在话语的权力运作中,参与话语运作的人物由于身份地位不同,掌握话语权力的强弱也有很大的差异。话语权拥有者掌握了身体和精神话语的阐释权和界定权,事实上周萍已经成为言说主体(speaking  subject);而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物,不是违心的认同就是顺从的听从,如果试图颠覆和抗拒主流话语,就无从进入话语运作领域,从而成为被言说的客体(speaking  object)。周萍爱上蘩漪,是因为他在渴求母爱之下饥不择食,而爱上四凤,便是陷于与蘩漪之间的情爱泥潭,想要获得拯救时遇到的一把稻草,既能够将自己救出来,又能够获得情感的慰藉。在侍萍来到周家之前,周萍与四凤并不知道两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所以当他窒息在蘩漪疯狂炽热的“爱的索取”时,鲜灵灵的四凤来到他的面前,仿佛一阵清新的春风拂上他的脸。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身体与精神”呈现的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中,身体永远处于低下、边缘和无足轻重的地位。柏拉图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认识到人类思维界限的过程,就是了解到感觉世界常变、自然真理无穷无尽的过程,也就是领悟到人类社会的伦理真理普遍确定的过程。”[3]身体是阻碍灵魂和精神的绊脚石,是束缚灵魂和精神的枷锁,是妨碍灵魂自由和精神自由的牢笼。人们如果仅仅听凭身体的召唤,做事仅仅听凭身体行事,忘记了灵魂和精神的诉求,那么这种追求就是肮脏、堕落和极其危险的。周萍听凭身体的召唤,还无从得知伦理道德的禁忌,他说:“我爱四凤,她也爱我,我们都年轻,我们都是人,两个人天天在一起,结果免不了有点荒唐,然而我相信我以后会对得起她,我会娶她做我的太太,我没有一点亏心的地方。”[4]153 “以后我们永远在一块儿了,不分开了”。[4]158从周萍的话语中可以读出他的心态已然发生转变,感情也变得更加纯真与自信。如果我们从权力话语和权力语境的角度审视,其实这只是不自觉意识的对福柯“对抗和倒置话语”的诗意阐释,而这种“对抗话语”以直接对立的态度挑战周萍对于即有的权力话语模式或情感认知;以所谓的“倒置话语”重新评价并反转被自己内心贬低的非权力话语。这句话仿佛也是周萍发自肺腑地一句长叹,他感叹自己终于如释重负,终于搬走压在心头的大石头,从而建构起他的内心深处的女性身体形象和女性文学话语体系。他以后都不用再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地去“闹鬼”。因为四凤,周萍终于感觉到自己是个男人,可以以一个男人的姿态去相爱,可以如同世间万千男性一样自由地正大光明地去追求自己的爱人、获得渴望的感情。
  虽然他可以如正常人一样去相爱,他和四凤的爱情还是偷偷摸摸,背着众人的。这一伦理选择,却显示了人物自我内在的精神性和神秘性维度的探索趋向。在第二幕两人幽会的时候,四凤曾经感叹“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你连叫我都不敢叫”。 [4]57作者的叙事和剧情的设置将人物的自我探寻放置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一层面,人物的情感和身体对自我内在意识的呈现以及外在化企图形成新的自我。而崭新的自我会向自身内外富有生命力的身体开放自身,并冲破他们之间的无形与有形的阻隔。这是因为他们之间还有着许多的阻隔,周萍还被蘩漪紧逼着,周冲在追求四凤,周公馆内多少双眼睛还盯着他们……再次,他与四凤之间差异是非常大的,他是周家大少爷,四凤是女仆,两人之间不仅有年龄差异、受教育程度差异,家庭差异也非常大。悲剧人物在矛盾冲突中显示出来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求的不可遏止的生命激情,必然会引发接受主体的同态对应的心理反映。尽管两人的相恋在当时的观念里时不合理的,甚至会遭到世人的嘲笑。但是他由于在情感上的极度需要,已经迷失了自己的理智,无法判断是否应该开始这份爱情,更无暇思考这份爱情的未来,只是随着自己的欲望不断地前进。从周萍的伦理选择看,对生命深刻而极富意义的敬畏和对生命萌动的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让生命浮现,让精神、灵魂和身体获得充分的自由。但是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也许会思考,假如周萍真的带着四凤远走高飞,在未来是否真的就会获得幸福?当他不再为自己错位的爱情而烦恼时,当他融入社会为生计和舆论所左右时,当他遇到同龄的条件优于四凤的女子时,他又能否一如既往地对待四凤?对于周萍来说,就是在这种权力的运作中,在认清自我的同时,如何唤醒他者,并与其互动。
  曹禺侧重于对男女主人公内在意识的冲突与联系的展现,周萍与四凤的相恋,显示了两人在文化、思想、地位、话语权力天平上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性恰恰为两极间的对话以及彼此之间结成的共同体营造出了必要的空间,从而推进了戏剧情节展开的巨大张力。答案是否定的,周萍在爱情中表现出非常自私:他渴望母爱与温暖的时候,他选择了蘩漪;他想要摆脱这段让人愧疚的感情,他迫切需要一段新的让他感觉安宁的情感来慰藉自己,而四凤来到了周家,“经过她那有处女香的温热的气息后,豁然地他觉出心地的清朗,他看见了自己内心的太阳,他想‘能拯救他的女人大概是她吧!’”[4]46 追求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意志欲望,也极有可能出现消极的行为反映,产生悲观主义的人生幻灭感,把人生看做是往复于痛苦和掩卷之间的一趟苦旅,仿佛只要拒绝意志,逃避一切生活之欲望,就可以解脱生活、精神和灵魂痛苦的侵袭。周萍显然就是这样一个悲剧角色。“他这次的爱不只是为求自己心灵的药,他还有一个地方是渴。”[4]46对于遗忘、耻辱和犯罪后良心的悔恨,周萍“体会到要通过清洗或走净界的道路,一个人才能洗净使人类受苦刑的精神方面的情欲”。[5]周萍需要健康、富有生机的四凤来拯救自己,为自己病态的生活注入生命力,于是牢牢抓住四凤,“现在他不得不爱四凤了,他要死心塌地地爱她,他想这样忘了自己。”[4]46显然,他对四凤的爱是在渴望救赎与情欲需求下的自我催眠、自我欺骗。福柯曾经指出:古往今来,爱和性一直是忏悔中享有特殊待遇的主题,因为它一直是忏悔人最后才肯吐露出来的秘密,故倘若关于爱和性的真实为人所知,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相。
  二
  《雷雨》中的周萍是一个全新的“思考者”,思考存在于环境和人的内心之中,指示着真相和幻想是如何错位的。曹禺曾经说过,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的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刺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因此,他笔下人在生活中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选择:选择留在周家得过且过还是逃离阴沉的“狭之笼”,选择做蘩漪的继子还是做她的情人,选择尊敬父亲还是背叛父亲,选择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继续过下去还是自戕以作为惩罚……这些都是周萍内心的两难选择,构成了内心的阴霾,让他不断地痛苦与煎熬,也突出了他性格中的细腻与复杂。虽然周萍渴望着激情,但他许多时候都是把自己锁在内心小圈子里,造成多思多虑,遇事难以自拔,把所有的痛苦与责任都归结自己。错位成为“他者”,理性以它的纯净形态,以及早已预料道德必然错位和非理性的来支配人物的行动。这样犹豫且内省的性格,使得他对自己犯下的错不能自行痊愈,只能借助外力来帮助自己。当这样的性格遭遇乱伦的时候,他便陷入了恐惧。
  话语权力的错位波及到精神、心灵和身体的深处,因为每一个思想的主体,毕竟仅仅能够在他的语言内部进行思考,言说的秩序的力量正是因为它无边无际地笼罩了所有用自己的语言来理解它的人们。这样的恐惧,让周萍时时陷入梦魇中,对于他而言,这种恐惧比死亡更加让他感到恐慌与惨烈,而他不能告诉任何人,无论是父亲、弟弟,还是自己的爱人,只能将这样复杂隐秘的刺痛不得不深深埋藏在心里,隐忍地痛苦挣扎,日日纵酒买醉。但有一天,他忍不住了,把一切心思都告诉了与他毫无关系的鲁大海:)含着苦痛的眼泪,苦闷地)那时我太糊涂,以后我越过越怕,越恨,越厌恶。周萍要寻找一种解脱方式,我恨这种不自然的关系,你懂么?我要离开她,然而她不放松我。她拉着我,不放我。她是个鬼,她什么都不顾忌。我真活厌了,你明白么?我喝酒,胡闹,我只要离开她,我死都愿意。她叫我恨一切受过好教育,外面都装得很正经的女人。过后我见着四凤,四凤叫我明白,叫我又活了一年。”[4]154权力关系理论认定,任何一个时代、社会和语境的权力关系模式,都是由其历史话语中的概念和等级分明的二元对立的理性和非理性、主体与他者等构成的。叙事文本已经成为阐释的所谓事实,不管是历史求解文本还是文本求解历史,权力话语已经成为不容辩驳的语境中的事实。这段周萍的独白,将他的真实想法展现的淋漓尽致:他的爱恨增惧以及四凤在他心中的价值。这些都传达了他的苦闷和困扰,他需要理解,也需要倾诉。话语权力和他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可以被回溯到逻各斯和语言的内在机制中。他者既然不过是主体和思想本身的一种形式。权力话语便意味着可以向一个原点上回归。这种回归既可以是非理性的,亦可以成为理性的基础。在此,权力话语、道德伦理、人生困境等一切矛盾均以历史、权力、伦理道德的形式汇聚于意义与非意义之间。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是在观众面前将人的热情浇灭,唯有细腻、敏感、丰富、热烈的情感才能更加丰富、真实、全面地展现悲剧的意义。曹禺通过周萍细致而复杂的性格将人性的深刻刻画的淋漓尽致,也丰富展现了人性的内涵。任何给定的语境均为人物的言说和情感敞开了大门。一个给定的语境中的思想和情感的容量,一个特定的言语行为的指涉都可以不受限制。语境结构的这一开放性对人物的解读至关重要。而任何把语境代码化的企图,人物之间的伦理关系、社会关系和情感联系总是能被植入所描绘的语境之内。脱离语境意义无法所指。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语境的使然,也都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话语实践的产物。
  三
  悲剧的终极真实和真理之源的语境蕴含于叙事程序产生意义的故事之中。专就美的本质问题的历史发展来说,它主要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的问题” [6]只有人达到了生活与形象的统一,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也才能达到“人格的完整”与“心灵的优美”。《雷雨》的悲剧叙事表明,悲剧主人公往往会在巨大的压力面前、情感、精神层面承载着正面的价值因素,并且在矛盾冲突中一步步走入逆境,人生中最后有价值的东西在无可免回的逆境中遭到必然或偶然的彻底毁灭。而且这种毁灭并非单纯指悲剧人物肉体的死亡,更是从精神层面显示出,正如朗吉弩斯在《论崇高》中所言,“不必说服读者的理智”,而应该直接以强烈的效果诉诸读者的情感,占据他们的整个感受。“这种真情通过一种‘雅致的疯狂’和神圣的灵感而涌出,听来犹如神的声音”。包括悲剧人物由于某种合理的要求或正当追求在特定时空条件中无从实现而陷入的精神困境及所遭受的心灵折磨,悲剧性在身体、精神和情感的一同毁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由于人心的不明确性,每逢它落到无知里,人就把他自己办成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心的最崇高的劳力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7]而这种通过升华的悲剧性也就成为我们从《雷雨》的叙事中获得的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人的生命激情一旦被唤醒,便会迸发出一种震撼心灵和追求生命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内在冲动力。悲剧为人的生命活动所独有。人的生命激情与悲剧精神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和文化语境的反映。同时人的生命激情与悲剧精神包涵了人的自然层次上的欲求。在剧中的叙事中,我们看到,周萍起初是想逃离周家,可是逃离是不是那么简呢?不是的,“狭之笼”就是一个压抑欲望的地狱,只能进不能出,所有有着内心欲望的人都想要逃脱,但都终将被毁灭,无论是疯了的蘩漪,傻了的侍萍,还是触电的四凤和周冲……周萍在即将逃脱的时候,他与四凤的兄妹关系真相大白,周萍独自一人拿起枪了结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活动往往具有普遍性,社会文化心理的普遍性往往也会成为人类维护和发展精神生活的一种纽带。社会文化心理作为历史和伦理道德的积淀,其深层的原因在于镊子的力量制约着人的性格与意志行为,而它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就会成为阻碍人的有价值生命激情发展的阻碍因素。无论是挣扎努力、逃离出走,他都尝试过,但是都没有出路。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继续在周家苟延残喘,或者以死为解脱。可是他能够继续留在周家吗?他不能,不仅是因为他已经难以承受周家所带来的压抑和痛苦,更因为他已经罪无可恕,已经没有脸面留在周家,更没有脸面苟活于世。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不是单纯地展示人生的苦痛与会没。悲剧必须从本质上体现某种历史的必然要求。而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往往与人的生命活动的若干偶然性因素融合在一起,合理地昭示人的悲剧行为、悲剧冲突、悲剧命运等悲剧语境中的叙事。只有这样,才能集中体现作为悲剧灵魂的人的悲剧精神。周萍有两次非常重大的错误,第一次是明知道是乱伦,他还是选择了蘩漪,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人只是身份上、道德上的乱伦,并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和第二次相比,世人更为轻判这类乱伦。第二次,他选择了四凤,他以为四凤只是家里的女仆,家世清白,青春俏丽,不仅符合他的心意,而且也很爱他。谁知道与四凤相爱,却是他犯下的更大的错误——他与同母异父的妹妹私定终身,并怀上了孩子。悲剧主客体矛盾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悲剧矛盾是悲剧生命活动的基础,也是造成悲剧的根本性原因。对于这个新生命,周萍是很高兴的,而当真相大白,这个让他欣喜的消息反而成了噩耗,这个小生命成了她乱伦罪愆最有力的罪证。压抑和窒息生命主体激情的客梯力量由人与现实的各个层面的悲剧性矛盾关系形成。这种血缘上的乱伦则是会遭到世人绝对的批判和谴责。于是在剧本的最后,当兄妹关系昭然天下,他的心理完全崩溃了:他苦苦寻求出路,却一再遭到命运捉弄。他的痛苦、努力甚至乞求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自杀是他没有选择的选择,是他没有出路的出路,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悲剧认知层面的理性意蕴不仅能够展示出悲剧人物认识的片面性与偏差性,而且能够促使接受主体在审美感受中提高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能力。周萍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他的生命活动与冥冥之中的命运之神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悲剧矛盾冲突,命运成为会没悲剧主体的决定性力量。周萍是一个以追求个体自由幸福作为生命获得目的的典型人物,他的悲剧形象在客观上既体现出“人的目的”的积极理性意蕴,又蕴涵这人与社会伦理完全对立的理性的片面。他的一生与社会现实、社会伦理、道德习俗与道德标准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又不可能把对个体自由幸福的追求与社会伦理统一起来。
  雅斯贝尔斯指出:“人类存在与天声的悲剧困境之中,悲剧呈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8]其实自杀看似是周萍另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从根本上看,也是曹禺看待生命的另一种深刻的见解。悲剧精神是悲剧审美形态的灵魂。曹禺在《雷雨》1936年的序文中写道:“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也许写道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自杀”是深埋在曹禺潜意识里的一种情结,只是通过作品表现出来。他给人物们“挣扎——逃避——归来——死亡”的命运轮回,当人物无法承受、更逃脱不了,就只能以死亡来解脱自己。美的认识决不仅仅是单纯的快感,“而是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关照,信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9]曹禺用的方法看似残忍,但这是解决人物尴尬处境的最好方法。从文学与艺术蕴涵的悲剧精神来说,民族的悲剧精神恰恰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的集中体现。这种悲剧精神是使一个民族能够充满强大生命力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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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联系方式:重庆市沙坪坝区壮志路33号,四川外国语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邮编:400031;手机:13167859108;电子邮箱:83517459@163.com
  浙江省绍兴市群贤中路2801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邮编:312000;手机:13167859108;电子邮箱:8351745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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