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共潜江市委 潜江市政府 潜江市人大 潜江市政协
欢迎访问中国曹禺官方网站
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文本研究 > 正文
论曹禺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及其美学特征
信息来源:王木祥  发布日期:2020-09-02 14:17:27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多余人”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描绘的贵族知识分子典型。他们出生在优越的家庭环境,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虽有高尚的理想,却缺少行动,只能在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中蹉跎岁月。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和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等都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身上,体现出俄国当时一部分受到进步思想影响,但最终又不能跳出其圈子的贵族青年的思想和性格特点,从而形成了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多余感”是俄国旧文化与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产物。一方面,奥涅金受到欧洲进步思想影响,厌倦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和狡诈,对俄国现实不满。另一方面,他又生性懦弱,行为消极懒散,对社会做不了什么积极的贡献。他和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格格不入,又不能俯下身子和普通民众走在一起,只能在无所事事的漫游中消磨时光。
  和1825年前后的俄国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面临新旧思想的交锋。随着封建帝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进入旧民主主义社会,但封建残余思想依然存在,加上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不少知识分子深感无用武之地。他们既不愿意与社会同流合污,出卖良知,又内心苦闷彷徨,找不到出路,成了时代和环境中的“多余人”。鲁迅笔下的涓生、巴金笔下的觉新和曹禺笔下的周萍等都是“多余人”形象的代表。曹禺的作品中,除了周萍,还有陈白露和曾文清等“多余人”形象。
  一、曹禺笔下的“多余人”形象
  曹禺笔下的悲剧人物有的抑郁而死,其中更有三个人是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这三个人是周萍、陈白露和曾文清。他们出生在比较优越的家庭环境,都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但在旧式家庭文化的影响下或受到社会不良环境的腐蚀后,都无法摆脱原有圈子的影响,最终丧失了“走出去”的勇气,成了“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多余人。
  《雷雨》中的周萍,在物质上条件优越,吃穿不愁,但在精神上却是苍白、空虚、苦闷和压抑。他出生在没有母亲,只有严父的带有封建性质的资产阶级家庭,这样的出身和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自私、虚伪、玩世不恭却又犹豫怯懦的矛盾性格。一方面他以父亲为榜样,要做一个“社会上的好人物”;另一方面他又诅咒父亲,引诱后母。由于一时的感情冲动,他占有了自己的后母,犯了大错,陷入到悔恨自责中。可是为了自救,他又把情感寄托在年轻的佣人四凤身上,这位他不知情的同母异父的妹妹,陷入更加无法自拔的深渊。周萍这个“多余人”形象,虽然有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却摆脱不了封建旧式家庭的影响,加上自身的软弱,最终只能以灭亡告终。他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空形”,一个没有生命价值的纨绔子弟。
  《日出》中的陈白露,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受过新思潮的洗礼,渴望有一个意中人和美满的家庭。父亲去世后,家道败落,她独自到社会上闯荡,原以为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和聪明才能,能在身会上闯出一条路来,但不幸落入黑暗社会的陷阱,沦为一名交际花,过着寄生的生活。她厌倦上流社会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但又无法抵御这种生活对她的腐蚀。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方式是对自己残酷的折磨,但又无法自拔。她不想这样生活下去,但又离不开这个丑恶的地方。正如作者所说:“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陈白露已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就像金丝笼的鸟儿,失掉了“飞出去”的能力和兴趣。当旧的时代过去,新的时代到来,陈白露式沉迷于奢靡生活的交际花也注定要被社会所淘汰。
  曾文清是封建家庭培育出来的无用之人。他外表温文儒雅,清奇飘逸,会赋诗作画,下棋品茶,喜欢养鸟喂鸽子,但什么事都不想做不会做,性格是“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在妻子曾思懿的挖苦、逼迫下,他下决心离家出去做事,不混出点名堂不回来,但离家一个多月就回来了。封建家庭培育起来的废物是经不起现代社会的风浪、找不到在现代生活中的位置的,最后只能吞食鸦片烟自杀。
  二、“多余人”形象的美学特征
  曹禺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呈现阴柔、颓废之美。“正如人的气质有阳刚和阴柔之分,悲剧美学特性也有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郭沫若悲剧体现了阳刚之美,曹禺悲剧属于阴柔之美,两者都是美。” “阴柔”与“阳刚”相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阳刚之美偏重于动态和力感;阴柔之美偏重于静态和柔感。清代姚鼐在《复鲁絜非书》一文中写道:“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廖廓。”姚鼐认为具有阴柔之美的文章如旭日东升,如清风、云霞、轻烟,如深林间弯曲的小河,如水的波纹,如珠玉的光辉,如鸣叫的鸿雁飞入空阔的天际。
  曾国藩继承了姚鼐的观点并进一步阐释,他在《日记》中写道:“吾尝取姚姬传先生之说,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二种。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这里的“吞吐”一词给人舒缓、委婉、含蓄和深沉之感,呈现阴柔之美。
  曹禺笔下的“多余人”形象,其阴柔一面,主要体现在外在形象的秀美、人物内心的“吞吐”。《雷雨》中这样描写周萍。“他的面目清秀,甚至于可以说美”。《日出》中这样描写陈白露。“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室内豁然明亮。陈白露走进来。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据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其中秀美的手和明媚动人的眼让人印象深刻。《北京人》中这样描写曾文清。“他是个在诗人也难得有的这般清俊飘逸的骨相: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懒散模样。然而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淳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其中清俊飘逸的骨相和眉宇间的灵气让人难以忘怀。人物内心的“吞吐”指的是这些“多余人”内心都有深刻的痛苦,无法向外人表露。周萍引诱后母的记忆如巨大的铁掌抓住了他的心。尤其是在繁漪面前,他感到刺心的内疚和伤痛。这种痛苦即便是新欢四凤不能了解也不能安慰。曾文清早婚,深受旧式封建家庭思想的毒害,丧失了爱的勇气,明明喜欢表妹愫芳,却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让外人知道。
  曹禺笔下“多余人”形象的颓废之处主要体现在没有人生目标、满足于感官上的快乐和选择自杀的结局。周萍没有自己的情感目标。他恋上四凤,只是想借助她来拯救自己,脱离乱伦的苦海。由于精神苦闷,他满足于感官上的快乐,“便不自主地纵于酒,于热烈的狂欢,于一切外面的刺激中。”当发现和四凤犯下了乱伦的罪过后,在羞愧中开枪自杀。陈白露傍着银行经理潘月亭,整日打牌、跳舞,忙于应酬,过着舞女不是舞女,娼妓不是娼妓,姨太太不是姨太太的生活。当潘月亭破产,王福升来要账时,促使她逐渐看清了周围这些“有余者”的面目和自己像“小东西”一样的命运结局,选择吞食安眠药自杀。曾文清,一辈子没离开过家,仿佛得了瘫痪症似的,精神苦闷时靠吸食鸦片麻醉自己。在隔壁杜家要账时,任由别人将父亲的棺木抬走而无能为力,选择吞食鸦片烟死去。
  三、“阴柔颓废”美学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
  曹禺戏剧中的“多余人”形象,呈现“阴柔颓废”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与曹禺内向型的个性有关,也与曹禺戏剧中批判社会的意图有关。
  (一)与曹禺内向型的个性有关
  曹禺从小失去生母,心灵十分孤单而寂寞。他的父亲,军人出身,脾气不好,动不动就对家人和仆人发脾气。这样的家庭环境养成了曹禺内向而忧郁的个性,他时常觉得家里沉静得像座坟墓,非常沉闷,于是躲到自己的房间里读书。曹禺的心理特征是受了具体家庭环境的影响,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和郭沫若一类心理个性比较鲜明、突出的人相对,曹禺的心理个性表现得隐蔽、含蓄。正如曹禺在自述中所说:“我不知道怎样来表白我自己,我素来有些忧郁而暗涩。”
  “尽管个性不等于创作个性,但是创作个性的形成却和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个性显然会影响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曹禺内向而忧郁的个性影响了他对生活的感受和理解。他不擅长表现动态和力感的阳刚之美,比如《雷雨》中的鲁大海形象、《日出》中的工人形象都比较单薄,不够丰满。曹禺更擅长表现静态和柔感的阴柔之美,比如将《日出》中陈白露的内心挣扎写得步步深入、层次分明,给人舒缓、委婉、含蓄和深沉之感,呈现了“吞吐而出”的阴柔之美。
  (二)与曹禺戏剧中批判社会的意图有关
  “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曹禺戏剧的阴柔颓废风格特点,与作者内向忧郁的心理特征有关,也与曹禺戏剧中批判社会的意图有关。
  曹禺的戏剧创作从来都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从他熟悉的生活和人物出发的。因此,曹禺的戏剧创作更重视艺术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能表现“真实生活”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只要塑造出了典型的人物形象,作品的思想性或意图就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了。
  《雷雨》《日出》里的故事情节都是作者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社会上的事。对于曹禺来说,最熟悉的生活就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家庭生活。曹禺的哥哥抽鸦片,和父亲不和,他的身上就有曾文清的影子。在曹禺考清华大学之前,作者寄居在一位姓于的大家里。这家的少爷、小姐们抽鸦片、赌博。到了晚上,他们把家里贵重的古董都拿出去变卖。上述这些情节都让曹禺印象深刻。
  因此,曹禺的戏剧创作从他熟悉的“多余人”形象出发,让人思考造成多余人悲剧的社会因素,从而达到批判社会的作用。正如作者在分析《雷雨》的主题时所说:“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些许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在我发泄着被抑压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结束语
  曹禺戏剧中的“多余人”有别于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前者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后者生活在19世纪农奴制下的俄国。曹禺戏剧中的“多余人”也有别于郁达夫笔下的“多余人”,前者的内心多是“悔恨”或“懒散”,后者的内心是生计艰难、性之苦闷和自哀自怜。但曹禺塑造的形象和其它多余人形象一样,都有其积极意义。他们把丑作为审美对象,激发人们思考人物背后的悲剧性要素,起到了批判社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庆升.曹禺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2]胡颖.《红楼梦》的美学风格特征[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87(3).
  [3]曲作杰.曹禺的悲剧意识论[J].社会科学辑刊.1991(4).
  [4]田本相.曹禺的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及其地位和影响[J].海南师院学报,1992(1).
  [5]胡润森.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4).
  [6]胡承楷.阴柔美与阳刚美[J].高等函授学报(哲学和社会科学版),1996(5).
  [7]孟显智.生命的空壳 地道的废物[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2).
  [8]曹禺.曹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9]易红霞.现实主义不能“那么”现实[J].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5).
  [10]王先霈 孙文宪主编.文学理论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11]曹禺. 悲剧的精神[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
  [12]刘勇 李春雨编.曹禺评说七十年[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
  [13]钟小军.论曹禺剧作中的悲剧美学[J].安徽文学,2008(4).
  [14]梁广效.浅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多余人”形象[J].大众文艺,2010(7).
  [15]朱栋霖.曹禺:心灵的艺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6]曹禺.曹禺自述[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1年版.
  [17]黄赤强.两个另类的多余人[J].湖南社会科学,2011(4).
  [18曹禺.曹禺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2年版.
  [19]田本相.曹禺探知录 [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作者简介:王木祥,男,汉族,1982年10月生,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就职于江汉艺术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批评。本文是江汉艺术职业学院校级课题《曹禺戏剧的悲剧性和美学风格研究》(编号:2019B01)阶段性成果。
 

版权所有:潜江市曹禺研究会
地址:潜江市章华北路(曹禺纪念馆内)   投搞信箱:840296798@qq.com
备案号:鄂ICP备14005689号  技术支持:潜江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