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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与文化抗战——兼说“两个口号”的论争及其它
信息来源:  发布日期:2020-09-02 14:25:15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2016年9月2日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了《文化抗战--民族危亡重的中国戏剧人》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大会提出了“文化抗战”这一概念 ,来自海内外的学者、专家并从这个角度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研讨会后所形成的文集亦名为《文化抗战--民族危亡重的中国戏剧人》。对“文化抗战”这一概念如何理解,主编这本集子的汤逸佩先生在《序言》中有如此说法:“所谓文化抗战,按照我的理解,是指中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不是像传统意义上那样投笔从戎,而是直接以文化艺术作品为武器参与抗战,社论杂文、小说诗歌和演戏说唱,既是艺术品,也是抗日武器。”这一定义揭示了“文化抗战”的基本内涵。
  一
  之于文化抗战的问题,1931年“9.18 ”事变之后就已经摆在文学艺术界的面前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在1935年至1936年间,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艺术界不同的团体相继发表了救国运动的宣言。
  在“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上海文化界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于1935年12月12日以马相伯、立波、石西民、吕骥、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袁牧之、郑振铎、钱俊瑞等275人发表了“第一次宣言”,表达了坚定的抗战之决心,“敌人的压迫愈严重,中国人民对民族解放的要求,亦愈高涨。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1](《大众生活》1935年12月12日第1卷第6期)接着12月28日,因于日本策划的所谓“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步步推进加之冀东及华北伪组织建立,“凡此一切,都在说明,民族危机的迅速发展,敌人侵略的决无止境,中国民族已到了和平绝望的时候,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2](《大众生活》1935年12月27日第1卷第9期)上海文化界成立了“救国会”,并再次发表宣言,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抗日主张。
  1936年1月27日,欧阳予倩、蔡楚生等人发起并成立了“上海电影救国会”。
  同年6月7日,“中国文艺作家协会”在上海成立,加入该协会的有112人,茅盾先生和郭沫若先生名列其中,他们认为:“文艺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艺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国阵线中有他自己的岗位。”[3](《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1936年左翼作家联盟解散后,7月1日,鲁迅、曹禺、唐弢、巴金、茅盾、靳以等42人以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名义发表宣言:“在现在,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一只残酷的魔手扼住我们的咽喉,一个窒息的暗夜压在我们的头上,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以后将更加沉着而勇敢地在这动乱的大时代中,担负起我们艰巨的任务。”[4](《文季月刊》1936年7月1日第1卷第2期)至于文学艺术界怎样进行“文化抗战”,如何联合起来进行“文化抗战”,这便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当初,文学艺术界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发起者当属上海左翼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周扬,其目的就是主张中国作家要联合抗日,各阶层和各派别的爱国作家要统一在抗战的旗帜下进行创作,发挥文化抗战的伟大作用。正如他在《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全民族救亡的统一战线正以巨大的规模伸展到一切的领域内去,文学艺术的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来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5](《光明》1卷2号,1936年6月25日出版)时至1936年5月,“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便在文学艺术界出现。现在我们可以在鲁迅先生1936年6月10日所写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中可以读到这样一段文字:“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正如无产阶级文学的口号一样,大概是一个总的口号罢。在总口号之下,再提些随时应变的具体口号,例如“国防文学”、“救亡文学”、“抗日文艺”……等等,我以为是无碍的。不但没有碍,并且是有益的,需要的。” [6](鲁迅著《且介亭杂文末编》)对于当时“国防文学”的提出,鲁迅先生并没有完全持否定态度。但从上文所表达的观点来看,鲁迅先生更倾向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并且将“国防文学”等口号置于这一总的口号之下。他对当时文学艺术界出现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创作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等问题表达了不满。他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7](同上)1936年8月1日,左联的徐懋庸致信病重的鲁迅先生,在信中除了表达对先生的问候与思念之情之后,便也提出了对鲁迅先生近半年以来的做法的不满,以为先生的“言行”“是无意助长着恶劣倾向的”(引者注:所谓“恶劣倾向”从原文来看,是指胡风他们的所谓“极端的宗派运动”),同时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提出是与“国防文学”的对立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
  随即,8月3日至6日,鲁迅先生写下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一文。在文中陈述了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无误与“国防文学”口号的关系。他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胡风提出来的,胡风只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经过大家商议的。但问题不在于口号是谁提出来的,只在它有没有错误。他认为:“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引者注:“普洛”,法语普洛列塔利亚的简称,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正确的。”[8](同上)在鲁迅先生看来,当时“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新的口号的提出,一是经过大家深思熟虑之后所形成新的观点与见解;二是为了鼓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们(引者注:即指1930年2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到抗日的前线去,到实际的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去,创作出反映时代的文学作品;三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概念的不确定性或模糊性,“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与“国防文学”这名词相比较,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
  当时加入论争的有不少作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1936年8月10日,《文学界》第1卷第3号推出了茅盾的《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和周扬的《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1936年9月15日《作家》刊登了冯雪峰的长文《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可谓论战达到了极致。
  对于两个口号论争背后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相关原因,笔者暂且搁置不论。但不管怎样,当时的文学艺术界就如何团结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为争取民族的解放,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确实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历史早有定论,两个口号的论争,其实是革命内部的争论,而这种争论是由于当事者对于当前斗争形势和斗争方略认识上的差异而产生的。从理论上讲,这种争论应该是有益的。当然,左翼作家联盟的分裂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伤痛。
  曹禺在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曾说:“我没有参加过‘左联’,‘左联’最活跃的时候,我正在清华读书。像蒋光慈、胡也频这些人物是了不起的革命家,那些左翼作家写的作品,我也读过一些,有革命热情,写得很动人。”[9](《曹禺自述》京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第116页)显然,年轻的曹禺是受到过当年左翼作家们的一些影响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36年7月1日曹禺在巴金和黎文烈联合起草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注:据巴金回忆说,“宣言”是黎文烈合并了自己与巴金各自起草的稿子,并交由鲁迅先生过目之后所形成的文本。由于是分头签字,因此,参与签字的人数统计说法不一。)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国难当头,表现出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对国家、民族的担当精神。
  二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了“12?9”运动,爱国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的大游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浪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的抗战全面展开。
  同年8月下旬,陕西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言。毛泽东同志在宣言中说:“由于日寇无底止的进攻,全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倾向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努力提倡、坚决实行和取得全国的赞助,使得‘九一八’以来中国统治当局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在卢沟桥事变后开始转变到实行抗日的政策,使得‘一二九’运动以来中国革命发展的形势,由停止内战准备抗战的阶段,过渡到了实行抗战的阶段。”[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52年7月第1版第324页)从宣言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极为重大,在此情形下,全国抗战的局势得到了历史性的扭转,一个全民抗战的局面业已形成。这无疑更加坚定了文学艺术界的抗战决心与意志。
  1937年的9至10月间,曹禺先后到过武汉和长沙。在长沙期间,他看到民众抗日的热情高涨,到处是抗日的演出活动,满眼是抗战的标语口号。此时的国立剧校已迁入长沙,在剧校里,曹禺即刻投入到了节目的排练与导演的繁重工作之中,由他排练和导演的舞台剧《毁家纾难》、《炸药》、《反正》等剧目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会堂进行了公演了,演出达六场;街头剧《疯了的母亲》在湘鄂川进行了旅行公演,共演出40余场次。
  同年12月,文学艺术界的许多进步人士都云集于武汉,尤其是全国18个戏剧团体及主要代表人物也相继聚于此地。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和影响下,12月28日,成立“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筹备工作会议召开,曹禺在这个会议上当选为理事。12月31日,这个协会在汉口光明大戏院宣告成立。
  1938年初,鉴于抗战的总体形势,国立剧校开始向重庆转移。曹禺以及国立剧校的师生经过艰难跋涉,途径洞庭湖、宜昌之后到达重庆。国立剧校的地址先设在七星岗,后又迁于北碚。曹禺进入南京国立剧校,那是早在1936年的初秋,他是受校长余上沅的邀请而来的。在剧校,他担任编剧的教学任务。这次到达重庆后,他主要从事《戏剧概论》、《编剧方法》、《西洋戏剧史》等课程的教学。“在这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抗战的神圣事业”。[11](杨海根 著《曹禺的剧作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99页)在重庆,曹禺除了在校为学生讲编剧讲创作外,同时还担任许多社会任务。1938年7月25日至8月11日,曹禺利用暑假在中国青年救亡会筹办的“战时戏剧讲座”班上,给那些渴求知识的青年朋友讲授了他的编剧理论和创作经验。《编剧术》是当时讲座的第一讲,由曹禺主讲。他认为,古人要求“文以载道”,那么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流血牺牲,文艺作品更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写戏之前,我们应决定剧本在抗战期中的意义”。[12](《吴祖光与曹禺关于<凤凰城>的一段恩怨》 人民网  2004年4月27日)曹禺之所以深切地阐释他当时的编剧思想和方法,目的就在于一定要继承中国文学艺术的主流传统,一定要切合伟大抗战时代的迫切需求,并热切地鼓励和真诚地希望青年学者和艺术家们为我们民族的生存而努力创作。
  同年9月,国立戏剧学校在国泰大戏院举行了一次公演,演出顾一樵的新作三幕剧《古城烽火》,并加演曹禺编《烟幕弹》。《烟幕弹》是一部独幕剧,原作为法国作家拉比什所编的滑稽剧《迷眼的沙子》,由曹禺翻译。整个演出共四天八场,观众近万人。
  同年10月,曹禺在重庆南渝中学业余戏剧爱好者组织的“怒潮剧社”就“关于话剧的写作问题”作了一次专题讲演。他在演讲时说:“现在的一般的话剧创作者,都有一种变通的缺憾,便是创作态度不严肃,认识力不够,故其作品不深刻,不使人感觉亲切有味,与现实生活的真相距离太远。”他一再强调在选材上“应该力求平凡,再在平凡里找出新意义”,“不要走别人已走过的路,避免因袭造作”,要“各人去找出一条路”。[13](田本相  阿 鹰 编著《曹禺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次印刷第211-212页)他的讲话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当时话剧编创的问题所在,同时也指引了今后话剧创作努力的方向。
  也就在这年的秋季,重庆剧界人士准备举行第一届“戏剧节”。这个节日是1937年底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所决定的。曹禺满怀抗战的爱国激情,为迎接第一个戏剧节的到来,与宋之的合作赶写出了《全民总动员》(又名《黑字二十八》)。剧本作为《战时戏剧丛书》由重庆正中书局在1940年3月出版。《全民总动员》的创作,显然是为了配合当时的抗战形势而写的,“肃清汉奸,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动员全民服役抗战”[14](曹禺、宋之的《黑字二十八?序》正中书局1940年3月版)便是这个剧本的主题。“在剧情设计上,则写一个代号‘黑字二十八’的日本间谍,打入我抗日后方基地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破坏抗日团体向敌人后方派遣特工人员的计划,并收买汉奸进行暗杀恐怖活动,最后,为抗日团体所破获。”[15](田本相著《曹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252页)该剧从10月15日开始排练,10月29日就在重庆国泰大剧院正式公演,演出时间长达四个小时,连续演了七场。同时,在演出时该剧结合抗日战争的实际,通过为前方将士募集寒衣的游艺会,将舞台情境和现实生活、舞台人物形象结合起来,戏中串戏,使台上台下、观众演员打成一片,极大地鼓动了山城人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对于第一届戏剧节,曹禺深有感触,他说 :“让我们鼓起兴会来演戏,笑着演戏,更愉快地演戏,因为在不断的艰苦的抗战中,我们相信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16](《戏剧新闻》第1卷第 8、9期合刊,1939年1月10日)曹禺在重庆的一些日子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的关心和鼓励。对此,他在《献给周总理的八十诞辰》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回忆道:“到了曾家岭,我由人(即周恩来的秘书张颖)领着走进一间简朴的屋子,迎面碰上总理炯炯的目光,国统区是阴沉的,但周先生所在的地方却阳光明丽。” [17](《北京文艺》1978年第3期)那时,“总理对我的影响很大,例如抗日民主思想,为什么抗日,为谁抗日,最后中国要建立一个什么社会,总理都给我们谈过。”[18](王兴平等编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曹禺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重庆时期的曹禺,经受着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淬炼,在民主思想的和周恩来的影响下,在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抉择中,他毅然决然地站在战斗的前列,扛起的是文艺斗争的大旗,呼唤着民族新的未来,用戏剧鼓动着自己也鼓动着民众。
  三
  1939年的4月间,日本加紧了对重庆的狂轰滥炸,美丽的山城笼罩在战争的浓浓烟雾之中。国立剧校为避开日机的空袭,再次由重庆迁至江安。江安,虽说是一个闭塞贫穷的小县城,但它远离战火而相对稳定。师生们经过一番艰苦跋涉,“乃于川南江安县城内觅得文庙暨毗连房屋若干”之后而安顿下来。
  曹禺的寓所安排在城东垣的“迺庐”,在此一住便是5年。这5年,是曹禺工作最为繁忙、成果最为丰硕的5年,他的步伐更为坚实。他写下了独幕剧《正在想》、多幕剧《蜕变》、《北京人》,改编了巴金的小说《家》。
  据《国立戏剧学校工作报告》(1939年1月至1940年6月间)中记载:职务为教务主任,姓名万家宝,别号小石,性别男,年龄三十,籍贯湖北潜江,履历:国立清华大学毕业,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戏剧,河北女子师范西洋文学系教授,复旦大学兼任教授。1月到7月。所授课程是“编剧”、“近代西洋戏剧”、“戏剧概论”三门课程。[19](田本相  阿 鹰 编著《曹禺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次印刷第22页))时至1940年7月1日,国立戏剧学校奉教育部令更名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可见,到江安后曹禺的行政管理工作、课堂教学任务以及社会活动也更为繁重。
  1939年11月,曹禺开始写作《蜕变》。曹树钧在《论曹禺抗战名剧<蜕变>的创作和演出》一文中说:“《蜕变》的创作扎根于火热的抗战生活,是抗战爆发以来,曹禺多年抗战生活体验的结晶,是沸腾的抗战现实生活、抗战中的人物激发了他的欲罢不能的创作灵感。” [20](汤逸佩 /王伯男 主编《文化抗战--民族危亡中的中国戏剧人》文汇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173页)此剧的创作,应该是构思已久的。按《国立政治大学校刊》1948年269期上登载的顾毓琇的讲话而言,“此剧系于抗战初期,渠本人请曹禺先生编写,当时渠曾谓此次抗战,如果知识分子抱悲观则必失败,如抱乐观,则是否战胜,须再视吾人努力如何。编剧人即依此一语而编。此剧原拟名新生,后乃改为今名,亦即为新生之意。”《青春电影》第5年第15期(1940年4月16日)上也介绍说:为了时代与环境的关系,曹禺决计应潮流之所趋,将完成过半的《北京人》搁置起来,改写激发民气的硬性剧本。[21](转引自(田本相  阿 鹰 编著《曹禺年谱长编》上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1次印刷第235页)不管怎么讲,曹禺创作该剧本就是为了激发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千百万民众的抗战斗志,惟其如此,才有新生。
  此剧诞生于1940年3月。3月30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国立戏剧学校劳军大公演的广告:《蜕变》四月十五至十八在国泰演出。该剧演出前,遭遇到国民党当局的非难,重庆市戏剧审查委员会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提出了多条所谓修改意见。曹禺对此非常反感,并据理力争:戏怎样写,作者最有权力。写戏还得听我们的!
  同年底,巴金为即将出版的《蜕变》写下了《后记》:“我……一口气读完了《蜕变》,我忘记夜深,忘记眼痛,忘记疲倦,我心里充满快乐,我眼前闪烁着光亮。作者的确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巴金对该剧热情洋溢的肯定无疑是激发读者要看到抗战的前途与光明,要看到在不久的时段里一个自新的民族就会到来。
  1940年3月25日,第三届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理事改选,曹禺担任理事。
  同年7月,曹禺根据墨西哥作家约瑟纳?尼格里的剧本《红丝绒的山羊》改编而成的独幕剧《正在想》,发表在上海《剧场艺术》第2卷第6、7期合刊上。他写这部剧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大汉奸汪精卫。8月6日,上海剧艺社首演《正在想》,演至12日,又加演至19日。
  《蜕变》上演所经历的艰难曲折过程,使曹禺深深感到现实生活的严酷性,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对进步的作家和进步的文艺那种无情摧残的情形,时时在曹禺的心中引起严重的不安。于是,他不得不将视线投射到生活的另外的领域,把创作的笔触伸向另外一片天地。也就在同年秋天,曹禺在江安继续创作完成了多年前构想的以腐朽封建家庭崩溃没落为题材的三幕话剧《北京人》。《新华日报》最早刊登了柳亚子先生的《<北京人>礼赞》(1941年12月13日)。柳亚子先生对《北京人》的主题作了“富有诗意的概括和发挥”:“破碎的大家庭,已面对着不可避免的摧残!老耄的白发翁,还依恋着古旧的棺材!长舌的皙妇,自杀的懦夫,都表现着旧社会的不才!只有伟大的北京人呀!一份力,一份光,正胚胎着时代的未来!”[22](转引自田本相著《曹禺传》东方出版社2009年7月第1版第311页)当时,对《北京人》的好评如潮;但其中也有不同的声音,说曹禺“唱着古旧的挽歌”、“拥抱着非现实的枯朽了的东西”、“主题是旧的,非现实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的”。[23](《半月文艺》第22、23期合刊载署名S?M的《<北京人>一论》)。还有人认为曹禺不应该写出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来。针对种种诋毁和贬斥,《新华日报》1942年2月6日发表了题为《关于<北京人>》一文,作者西萍在文中说:“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些活生生的英勇战迹和抗战人物,但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这显然是一篇替曹禺辩诬的得力之作,它保护着作者,保护着作者的创作自由,保护着作者创作的原旨,肯定了作品的思想意义及社会影响。可以这样看,曹禺文学创作的多样性与多元性同时代的需求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他这一更为开放的创作理念为那个时代增添了不同的色彩。
  1941年11月27日,旅港剧人在香港中央戏院彩排预演《北京人》,招待影剧同行和各界友人,引起了强烈反响。《北京人》的公开演出,《新华日报》1941年12月30日作了报道:“中央青年剧社演出《北京人》,连日观众拥挤,该社决定自30日起在抗建礼堂继续上演。”
  1942年的夏天,曹禺离开国立剧专,到离重庆不远处的小码头唐家沱,在漂浮的一艘江轮里,俯扑案头,将巴金的小说《家》改编为话剧。他全身心地投入再创作,用去了整整一个夏天,才完成剧本。正如曹禺所说的那样,这个剧作“尽管大致情节与人物都是根据原作,但总有些不同的地方”。改编实际上是一种再创作,一方面要尊重原作,另一方面要将小说中的艺术想象自然地转化为话剧所要呈现的内容。囿于话剧的特点,改编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曹禺则从原著中跳出来,紧紧把握住觉新、瑞珏和梅小姐的爱情悲剧,陪之以觉慧、鸣凤的爱情纠葛来结构剧本、发展情节,并以此为准则删去了与上述戏剧冲突关系不大的人物和事件。”[24](杨海根 著《曹禺的剧作道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165页)1943年1月9日,怒吼社在重庆国泰戏院演出了匈牙利作家贝拉?巴拉兹的名剧《安魂曲》。为了更好地搬上舞台并让普通大众接受,译者焦菊隐邀请曹禺对译本进行了修改与补充。曹禺在该剧中饰莫扎特,演出是成功的。
  同年3月1日 ,重庆《新华日报》第3版刊载消息《曹禺讲戏剧问题:从平凡中学习,要为真理所在而争》。
  是月,中国艺术剧社决定采用曹禺改编的剧本《家》,并开始进行排演;同时邀请曹禺到剧社对全剧和角色进行解说。
  同年4月8日,四幕话剧《家》由中国艺术剧社首演。
  从演出之日起,对《家》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戏剧结构不够紧凑;思想性远不如巴金的原作,过分强调爱情悲剧而冲淡了反封建的主题;与抗战时代的氛围不相符等等。但总体上是肯定的,认为该剧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在长达5年的江安生活时间里,曹禺与国立剧专的同仁们一道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文化抗战,“在宣传抗战、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传播中外文化知识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5](张毅《江安时期的“国立剧专”》,汤逸佩/王伯男 主编《文化抗战--民族危亡中的中国喜剧人》文汇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102页)
  
  文化抗战,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命题,是一个特殊年代赋予文学艺术工作者们的历史使命。由此,那些具有进步思想、国家情怀的文化人在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波浪壮阔的画卷中谱写出了最为耀眼的瑰丽篇章。
  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主张在一个多元政治的基础上形成我们民族的共同意识--“救亡图存”。
  文化艺术当属意识形态,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如何使那些不同学术流派,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文艺工作者们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岁月里同时共存、彼此关照、求同存异、共赴国难,这是摆在那个时代面前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只有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用自己的智慧、勇气、魄力,担当起了这个民族大任。
  当时,按区域分形成了三大格局:国统区(以重庆为中心)、解放区(以延安为中心)、沦陷区(以上海为中心);按作家的文化身份(或者说是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划分,包括有新民主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战国策派”文化等。如此复杂的情势,为抗日而要形成一个“统一战线”是一件浩繁而系统的伟大工作,成败与否,它关乎我们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国统区的文化抗战,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期间“利用一切工作机会,为文化界的朋友做了大量工作”,“在周恩来同志的教导下,南方局文委所有的同志都与文化界交朋友,与文化界结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6](申列荣《文化抗战中的重庆戏剧运动》 汤逸佩/王伯男 主编《文化抗战--民族危亡中的中国戏剧人》文汇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第67页)抗战的岁月是极其艰苦的,每个人都面临着生与死的选择。剧作家、导演、教育家洪深1940年在自杀前所说的那段话语至今深深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一切都无办法,政治、事业、家庭、经济,如此艰难,不如且归去。”如何面对苦难的现实,我们的同胞需要一种鼓动、一种慰藉、一种激励,需要有人吹响时代的号角,唤起千百万民众筑起我们民族的新的长城。在全民的生存意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需要去唤醒和提振的重大历史关头,作为文艺工作者的曹禺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精神的感召下,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之中,他不畏艰难,将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用他如椽的大笔撰写出了那个不平凡时代鼓舞人心的伟大作品,用他的聪明才智哺育出那个时代所需要的无数个文学与艺术的青年才俊,无疑,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时至今日,文化抗战中的曹禺仍是研究的热点。研究的指向大致可以归结于以下几点:一是有关他的创作观念转变的原因分析;二是关于他的编剧艺术探讨;三是对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特点解析;四是关于他戏剧美学风格的独特性研究等等。其实,我们还可以开辟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研究文化抗战中的曹禺,可以让我们完整地认识曹禺,认识曹禺与那段不平凡历史的关系,以及他在民族解放斗争中所做的不懈努力和贡献。研究文化抗战中的曹禺,也是现时代的深切召唤,文学与艺术工作者们只有继承和发扬曹禺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精神,才能使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充满蓬勃朝气,才能写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伟大作品来。研究文化抗战中的曹禺,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不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作者:左边
  2019.5.9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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