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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剧作在上戏民国时期的排演
信息来源:顾振辉  发布日期:2017-08-27 15:43:22  浏览次数:次  文字大小:
  曹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杰出的剧作家。他一系列的作品,已然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上海戏剧学院作为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现代戏剧教育机构,早在民国时期,曹禺和他的剧作就与她的前身——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以下简称“剧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曹禺先生不仅曾在1947年任教于上戏,而且他的剧作也作为重要的教学剧目,出现在剧校的课堂与舞台之上。本文将结合新近发掘的史料,将曹禺剧作在剧校的教学排演情况进行一番梳理与介绍,以填补曹禺剧作演出史中的一段空白。
  一、曹禺剧作在剧校的排演
  1、《镀金》
  1947年暑假,为了应对艰难的时局,解决剧校学生的生计问题,假期留校的同学组织了“暑期留校同学会”,并在剧校先生们的指导下,自行排演了一批剧目。其中就有曹禺的《镀金》。该剧是由洪谟先生导演,将曾卓与曹禺的两个短剧《同病相怜》与《镀金》同时搬上了剧校舞台。《镀金》的上演也是曹禺先生的剧作首次被搬上剧校的舞台。
  《镀金》是曹禺先生在1943年时根据法国剧作家拉比希的《迷眼的沙子》改编而来的二幕喜剧。该剧讲述了一位庸医马寿卿和他的太太为了让女儿美娥嫁一个有钱人,而不惜一切地装出一副有钱人的样子。美娥的男朋友赵少庭却是一个找不到案件来出庭的律师。他父母是做糖食生意的赵云庭,赵云庭夫妇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也装作自己家里是开糖厂的。可毕竟总会露出破绽。两家人家在讨论婚事时,就闹出了大笑话。
  该剧的演员表[参见《<镀金>、<同病相怜>演出说明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7XY12,1,0006,1,第00001号。]如下:
  马太太——杨肇雯
  马先生——李家
  赵小庭[ 引者注:此处应为“赵少庭”但原演出说明书中即为“赵小庭”此处应是当时印制上的讹误。]——丁宁
  马美娥——李晴
  李妈——周惜吾
  赵太太——杨滢
  赵云庭——张珩、陈德坤
  木器店小开——朱树煜
  洛二叔——方石
  阿巧——何小红
  男仆甲——蒋永康
  两剧于1947年8月2日至11日,共上演了10场,“夜场晚上八时半,杂费六千元”[参见《<镀金>、<同病相怜>演出说明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7XY12,1,0006,1,第00001号。],计有观众3807人次。
 
  2、《原野》
  在熊佛西先生的指导下,由研究班同学石来鸿导演,剧校的同学将曹禺的另一部经典剧作《原野》搬上了剧校的舞台。
  该剧讲述了在原野上,戴着镣铐的仇虎从囚车上跳下来。他砸开脚铐,准备找害死父亲的焦阎王报仇,却发现焦阎王已死,昔日的恋人金子也嫁给了焦阎王的儿子——自己的朋友大星。大星爱金子却又惧怕母亲,瞎眼的焦母心狠手辣,对金子异常狠毒。仇虎突然出现令焦母十分不安。深夜,仇虎潜入金子房中,表示复仇后就带她远走高飞。这时,大星回到家,焦母要他用家法拷打金子,正在他进退两难时,仇虎大模大样地闯进来,大星与仇虎对饮,不久烂醉如泥。仇虎以为大星和焦母要加害自己,杀死了软弱的大星。与此同时,焦母来到仇虎床前,举起铁拐打了下去,才发现是自己的孙子睡在那里。仇虎带着金子跑了,焦母抱着死去的小孙子在黑暗中呼喊,引来了侦缉队。黑夜中,仇虎和金子在原野上奔跑,仇虎因身体脱水而产生了诸多的令他恐惧的幻象,无法面对良心的谴责,最终自杀。
  该剧的演职员表[参见《剧讯丛刊》,1949年,第2卷,第2期,第1-2页。]如下:
  演员表
  仇虎——王若帝
  白傻子——陈多
  焦大星——章志清
  金子——吴爱娜
  焦大妈——王若波
  常五——薛沐
  职员表
  装置指导——邱玺先生
  效果指导——蒋柯夫先生
  造型指导——辛汉文先生
  灯光指导——孙天秩先生
  装置设计——陆勋
  前台主任——黄雷
  售票——魏启明、罗德信
  收票——蒋正勤、金燕、杨正新、关四彭
  招待——熊雪岑、庄重、金蕙、马燕青
  场务——徐石平
  广告——郑履
  事物——裴静
  供应——邹桂华、周莎菲
  舞台监督(兼剧务)——卞啸林
  灯光设计——许学初
  灯光——许学初、罗森
  装置——曹刚、倪荣辉、韦显、郑公辅、张宁、钟高年、吴沄、申怀琪、张辉、徐琦、蒲映政、潘千里、薛容
  大道具——陈忠毅、林祥枢、钱枫
  小道具——秦雯、沈继禹、应国珍
  效果——徐澄宇、雍怡龄、包寒雄、陈怀民
  服装——许新、陈鸿静、蔡学渊
  化装——周泓
  司幕——冉哲彦
  对于该剧的排演,导演石来鸿并不想拘泥于原来的剧本,在该剧上演前的介绍文章中就提到:“演这出戏,导演演员和各部门舞台艺术工作者都有极大的创造自由,如果他们的才能不为剧作者的精细描写所局限,很可以用大胆的夸张和独特的风格处理此剧”[《新剧目介绍:<原野>》:《剧讯丛刊》,1949年,第2卷,第1期,第5页。]
  该剧上演于1949年2月12日至22日,共16场,计有观众4264人次。
  对剧校学生上演的《原野》,景文作了一些中肯的评价与分析:
  《原野》有过好多次的演出,一般的处理都难免大同小异,这次剧校的演出导演并没有取巧,确是下了一番工夫,对剧本虽略有改动,但未损伤了主题。
  《原野》既在今天演出,我们对于仇虎的复仇虽然寄予了最大的同情,然对他这种人,英雄主义的性格是应该批判的,他凭着强悍的蛮力,单身闯进焦阎王的家里,抱着以取胜的信心,过低估计了敌人——封建势力的力量,关于金子的助力,是在他意料之外的,即使没有金子,他同样要来,同样要做,他最后的毁灭,可说是由自己说造成的,他在最后一场有这样的话:
  “我仇虎现在不相信天,也不相信地,只相信弟兄们在一块儿干,才能活下去,一个人拼,只有死的。”
  然而这并不是作者的基本意念,这一意念在以前的几幕戏里是看不到的;这一点和前面意见并不矛盾,恰是一个结论,而证明了前者,若导演加以适当的处理,也许会更帮助修正了主题。
  常五原是焦阎王的帮凶,是农村里的土棍走狗之流,同样应列为斗争打击的对象,导演过分强调了他的贪酒爱财,成为一个卑鄙无耻的可怜虫,冲淡了他主要的罪恶的一面,减少了观众对他的憎恨。
  金子在几个吃重的角色中表现较弱的一个,他的表演稍显紊乱,内心的情绪反应不够强烈,演员对这个性格未能充分的理解与把握,在演员本身的外形气质上也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景文:《评剧校的三个戏》,《影剧杂志》1949年,第三期,第12页。]
 
  3、《北京人》
  1948年12月,正值剧校三周年校庆之际,剧校又推出了由吕复先生导演的《北京人》。该剧是曹禺先生创作于1940年的名作。
  该剧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平。离开曾家多年的老仆人陈奶妈带着自己的孙子小柱子回到北京曾家探望自己的老主子,得到曾家第二代人曾家儿媳妇儿曾思懿假意的热情相待,一番交谈中讨债的人在曾家门外死死讨债,而曾家少奶奶却死死不肯给钱叫管家张顺将其赶走,张顺与陈奶妈一起骂着赶走了讨债人。一旁小柱子与曾霆,袁园一起玩耍。八月节晚上曾家人请客所有人在家里吃饭,曾思懿谈到愫方的出嫁问题,主张愫方嫁给袁任敢,曾皓和曾文清则予以反对,此时讨债人又来到门口讨债,袁任敢和”北京人“用武力赶走了讨债人。瑞贞发现自己已经有了身孕,而自身早已厌倦了曾家的生活希望打胎与袁任敢一行一起离开曾家,愫方劝其不要打胎,而瑞贞却心意已决。一方曾霆并不认可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喜欢上了袁园,无奈袁园淘气没有表示。江泰责怪曾家人没心没肺喝醉酒无意将曾皓打伤,曾皓昏死住进医院,回来后刚好自己生日当天,邻家杜家向曾家讨债,提出条件要么交钱要么交出曾家房子要么交出曾皓年年上漆的棺材,曾思懿认为曾皓有钱,自己不愿出钱还债,提出交出棺材。江泰提出自己去找自己的朋友公安局局长,结果在大家的期待中江泰出走,交棺材的时刻已到,江泰却没有出现,在曾皓无助痛苦的呐喊中杜家人抬走了棺材,大少爷曾文清吞下鸦片断气而亡,曾霆写下了和瑞贞的离婚协议,愫方最终决定与瑞贞一起离开了曾家。
  该剧的演职员表[参见《剧讯丛刊》,1948年,第4期,第5-6页。]如下:
  演员表
  张顺——周问兰
  思懿——王若波
  陈奶妈——田健
  曾文清——章志清
  江泰——梁怨、徐石平
  曾文彩——江莉萍、邵琪
  曾皓——戎德亮
  愫方——庄重
  瑞贞——薛雯君
  曾霆——邹桂华
  袁圆——周莎菲
  袁任敢——翁永康、周杰
  小柱儿——邱慈怀
  职员表
  前台主任——黄雷
  事务——陶冶
  广告——方杰、张继良
  卖票——杨正新、朱伯东
  收票——鄷济娴、蒋正勤
  招待——赵友华、龚雯曼、周蓁蓁、吴庆康
  场务——李福川、马燕青
  舞台监督、剧务——申怀琪、顾嘉谷
  装置设计——陆勋
  灯光——刘伯元、许学初、张乃文
  服装——许新、程金陵、蔡学渊
  大道具——王曙辉、王业新、倪砺心
  小道具——吴锡纯、陈鸿静、游冠玉、董启敏
  效果——金福敏、谢行义、孔令芬、龙昌辉、金又新、李克
  化装——周懋彬
  提示——陈德文
  司幕——周端木
  装置——马重光、谈品根、雍怡龄、程一之
  该剧于1948年12月8日至19日,在剧校四楼实验小剧场里上演了16场,计有观众5695人次。
  以曹禺先生的力作《北京人》作为校庆演出剧目,无疑是向外展示剧校专业水平的最好机会。在吕复先生的排演下,剧校学生的演出也在水准之上。当时就有署名荣谷的剧评家在12月19日看过该剧后有了“剧校的戏,演出漏掉不看的不多,看看而较《北京人》更满意的,也是没有”[ 荣谷:《影剧天地》,1948年,第1卷,第4期,第7页。]的评价。而在剧校学生的表演方面,他的点评也颇为中肯:
  曾思懿是剧中的轴心,剧本上,我们所见的曾思懿是个笑面虎,阴谋毒辣,机警能干的人,我看过孙景路饰的思懿不错,英茵的思懿不错,也看过剧校王若波饰的思懿,到底是还在学习,王若波竟把思懿演得阴笃不够而凶狠有余。面型稍阔,近乎泼了,失去大家庭中夺权的长媳风度,但能得目前如许成绩,已是大不易的事情。曾文清发音够劲,蛮像抽大烟的,演的亦稳,化装及身形皆合适,章志清演出成绩亦善。饰演曾皓的戎德亮,似乎未领略得老人的风格甚深,说话不够老,尤其急躁时便稍露了年青人扮饰的马脚了,第三幕,大病初复原,并未现出苍老龙钟报困之态,与前一二幕无大异。他发现儿子手中又拿有烟枪,故不由跪下说:“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不要再抽,我给你磕响头,我求你……”因下跪太急切,至影响了整个气氛的酝酿,人们就只觉得这老爷子的可怜、而领略不到潜伏在老爷子背后的一个很大的哲学问题。愫方的饰演者为庄重,是个很合适这类人型的角色,只是在说短简的话时,咬音患有做作扭捏的毛病,反在紧张急促时,说得反像个真的愫方了。曾霆与瑞贞由邹桂华与薛雯君分饰,皆有突然之成就,他听到将做父亲的喜讯而大哭时很感动人。瑞贞在第二幕与愫方的促膝一面流泪一面怨诉一节,瑞贞就演得竟真的流下泪,哭了。
  江泰很风趣,颇能领略剧中人物性格,老爷子发现文清没走成还在抽烟而中风倒在椅上时,江泰的醉中与老丈人胡缠一节,令人心跳不止,而忘了怪他好还是怜他好。颇捉得住人心。此外布景是自然的,灯光助了戏的进行很大,效果也清晰,这种光荣的一部应归导演吕复先生所享有。
  剧校里颇有些人材,这固然需要有修养的前辈去点导,剧校能有今日的成绩,固然是同学的热烈向求,一方面还是由导师点导的恳笃。[ 荣谷:《影剧天地》,1948年,第1卷,第4期,第8页。]
 
  4、未能上演的《雷雨》
  《雷雨》是曹禺从1929年开始酝酿人物、构思剧本,前后用了五年时间最终于1933年在清华园完成了《雷雨》的创作。虽然它是曹禺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但《雷雨》一经问世,它精巧的结构设置,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便引起了剧坛的轰动。民间各剧团竞相上演,特别是在当时有相当影响力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将其当作保留剧目,在各地巡演,使得该剧盛演不衰、闻名遐迩。《雷雨》的横空出世也“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 陈白尘、董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据当时的报道,早在1947年3月时,剧校师生就已经准备将该剧搬上四楼小剧场。在1947年3月14日《文汇报》的第七版上,刊登了记者水享报道剧校情况的文章——《市立剧校工作紧张,春假赴杭演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就提到:“校方因要研究班二上的同学有实习的机会起见,所以又选了二个戏;一是曹禺先生的《雷雨》,另一则为洪谟先生的《裙带风》。由研究班二上同学聂淼排《裙带风》,米布排《雷雨》,演员已定,下学期开排。”[ 水享:《市立剧校工作紧张,春假赴杭演出》,《文汇报》,1947年3月14日,第七版。]
  无独有偶,当时其他报刊的报道中,也有剧校排演《雷雨》的记载。当年5月4日的《新民晚报》的第三版上就登载了《介绍市剧校周末公演》一文,此文便提到剧校“不日再度演出《梁上君子》,将进献《裙带风》、《雷雨》……”[ 秋实:《介绍市剧校周末公演》,《新民晚报》,1947年5月4日,第三版。]
  五天后的《大公报》刊载了《实验小剧场明后日续演《表》 收入充作学生膳食》一文,文中也提到剧校“将陆续公演者有《裙带风》、《水乡吟》、《北京人》、《雷雨》等”[ 《实验小剧场明后日续烟<表> 收入充作学生膳食》:《大公报》,1947年5月9日,据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7XY12,1,0003,1,第00002页所载之剪报。]。
  从当年剧校的演出说明书中的演出预告中,也可以看到《雷雨》一剧即将上演的预告。在当年四五月间剧校公演剧目——《表》的演出说明书封底上的预告栏中《雷雨》便赫然在列。除了导演米布、编剧曹禺之外,还注明了该剧的顾问正是时任剧校教务主任的吴天先生[ 参见《表》演出说明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7XY12,1,0003,1,第00005号。]。
  然而,后来剧校并未上演该剧,这番预告也落了空。但在1947年剧校暑期公演剧目《天边外》的演出说明书里又预告了《雷雨》将由杨履方导演。不久,1947年9月26日的《正言报》上的相关报道中又提到了剧校排演的《雷雨》,只是这次是“曹禺编、欧阳予倩导”[ 参见《正言报》,1947年9月26日,据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7XY12,1,0007,1,第00005页所载之剪报。]。可见此时《雷雨》的导演已然变成了大名鼎鼎的欧阳予倩先生。
  这一情况在当年12月中下旬上演的《结婚进行曲》的演出说明书封底的预告栏中得到了印证。同时,米布则将在顾仲彝先生的指导下导演《春水》[ 参见《结婚进行曲》演出说明书:上海戏剧学院答案,1947XY12,1,0008,1,第00006号。]。欧阳予倩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戏剧家,早年间便成功地排演过《雷雨》,经验丰富的他自然是当仁不让。
  从上述文献可知,在当时,剧校研究班的米布同学正准备在先生们的指导下,组织演员组的同学排演《雷雨》,并准备将该剧搬上舞台。可惜的是,不论是《雷雨》,还是《春水》,最终都没有上演。从相关史料中来推断,我认为,首先编导班的米布同学欠佳的身体状况,应该是影响该剧排演的主要原因,于是,便将该剧转交给小一届的同学杨履方进行排演。据相关档案记载, 1948年1月26日,当时年满三十岁的米布及其他两位研究班编导组同学因“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 《发给米布、聂淼、乐梅岑毕业证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2.0014,第00029页。],颁发毕业证书,并举行“本校第一届研究班毕业典礼”[ 《发给米布、聂淼、乐梅岑毕业证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5-42.0014,第00030页。]。可是,不久之后,便传来噩耗:
  本校研究班第一届毕业同学米布患慢性盲肠炎于九月十一日去世。米布同学系农民出身,少年失学,曾经历各种劳工生活,所写剧本深为曹禺先生所嘉许,临终前昏迷不语,仅以手握笔状,泣望其弟,怨愤壮志未成之情绪可知,现同学正为其筹备永久纪念办法。[ 《校讯》:《剧讯丛刊》,1948年,第1期,第7页。]
  米布从剧校毕业才大半年就英年早逝,可见其身体状况在剧校求学期间,便不是很好。虽然《雷雨》一剧人物众多,对演员以及舞台布景的要求都很高。但在同样的条件下,剧校师生同样也上演了多部类似的剧目。所以,导演的健康问题,才是导致该剧最终未能在剧校上演的主要原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剧校师生在当时所面临的严酷环境。
  那欧阳予倩先生为何又没能把《雷雨》搬上剧校的舞台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当时动荡的时局,让欧阳予倩先生无法全力投入到剧校的教学演剧的工作中来。在1947年4月欧阳予倩先生自台湾回到上海在剧校任教的同时,面对国统区日益恶化的经济,欧阳予倩先生不得不通过写作来换取稿费度日。作为民主人士的欧阳予倩先生,同时还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理事。在1947年10月27日,蒋介石亲自下令解散民盟而导致民盟总部不得不撤至香港。欧阳予倩先生也随之离沪赴港[ 参见苏关鑫:《欧阳予倩年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84页。]。《雷雨》作为一个上演的难度相对较大的剧目,离开了欧阳予倩先生的指导,再加上先前断断续续的排演时间,对于剧校的学生来说,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5、《蜕变》
  曹禺先生在抗战期间创作的国防戏剧——《蜕变》也曾出现在1948年暑期上演的《天边外》与《小人物狂想曲》的演出说明书中的预告栏中。其中显示该剧是由当时剧校的技术组主任、训导主任、校长办公室秘书[ 参见邱玺:《干部自传》,上海戏剧学院干部档案,第15号,第14页。]——邱玺先生执导[ 参见《剧讯丛刊》,1948年,第一期,第7页。以及《小人物狂想曲》演出说明书:上海戏剧学院档案,1948XY12,1,0013,1,第15页(封底)。]。
  邱玺于1934年毕业于杭州国立美专图案系。抗战期间,在遵义陆军步兵学校教育处任绘图员,后任总务处教育模型工厂厂长。膺国军上校军衔。1944年,熊佛西领衔的西南文化垦殖团来到遵义,邱玺参加了由熊佛西在当地导演的《寄生草》。在工作中,两人一见如故。邱玺先生多面而又杰出的才华很快就深得熊佛西的赏识,他们“一同相约将来从事戏剧教育”[ 邱玺:《干部自传》,上海戏剧学院干部档案,第15号,第14页。]。来到剧校后,被熊校长以“尔玉”相称的邱玺先生,自然是被委以重任。就在1948年三四月间,邱玺就导演了吴天编剧的《红豆曲》[ 参见顾振辉整理:《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公演记录表》,《凌霜傲雪岿然立——上海戏剧学院·民国校史考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0页。]。然而,《蜕变》一剧并没有如约出现在剧校的舞台上。该剧的排演情况也尚未查到相关的文献。
  故而,目前看来,该剧未能上演的原因,一方面是邱玺先生作为一名身兼数职、身为熊佛西校长的左膀右臂,这位学校的“不管部长”[ 李志静:《怀念邱玺先生》,《横浜桥》,第13期,第6页。]必然需要面对繁重、琐碎的日常事务,这也必然使他分身乏术。另一方面,动荡的时局,使剧校的生存进一步恶化。1948年下半年,正是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刻,也是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性扭转的时刻。国统区币制改革失败,恶性的通货膨胀越发不可收拾,整个上海学潮汹涌,民生凋敝。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使得原本日理万机的邱玺先生越发忙碌。在取舍抉择间,邱玺先生为了剧校的前途与生存计,也就只好搁置起《蜕变》的导演工作了。
  二、《日出》在剧校的课堂上
  洪深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著名的编剧、导演以及戏剧教育家。早年留美归国后除了在暨南、复旦、国立剧专等高校执教以外,还积极从事话剧导演方面的工作。这样的经历使学养丰厚的他,还积累了丰富的戏剧实践经验。再加之他豪爽大气的性格、魁伟的体格,使他成为了一位极富个人魅力的一代戏剧教育大家。
  1946年夏,洪深先生从后方回到上海。在任教复旦大学同时,应顾仲彝校长的邀请下来剧校兼课,执教演员组一个班的“基本排练”课。直到1948年3月被迫赴厦门大学任教,洪深在剧校任教将近四个学期。曹禺的《日出》就曾被洪深先生选作该班的教学剧目。因为该剧并未在剧校正式上演,下文将结合当时校友的回忆,介绍《日出》作为一个教学剧目在剧校的排演情况,并分析洪深先生在该剧中的教学特色。
  洪深先生将《日出》选作该班的教学剧目,“在教学过程中讲授了许多表演基本训练项目及舞台常识”[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洪深先生在为同学们分析剧本时,善于运用他广博的社会阅历,让学生了解剧本的社会背景。同时,他还会用生动的讲述,来分析角色,帮助演员走近角色的精神与生存的处境。在洪深先生这样的言传身教之下,同学们逐渐为他在戏剧艺术上不凡的气度所折服。“他总是那样认真负责,一出戏往往先要写成预案,现场反复推敲试验,与演员商量,耐心细致,然而,威在不言中,表现出来的气魄,很有股子震慑的力量,俨然是一位疆场上指挥作战的将军”[ 赵沅(丛昌沅解放后的改用名):《深情缅怀恩师洪深先生》,《横浜桥》,第70期,第1页。]。当时在校求学的李家便记得:“洪深先生上课、讲起来有声有色,学生们无不精神振奋,聚精会神地听讲。” [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
  据丛昌沅的回忆,洪深先生认为“《日出》里面没有一个正面人物,就要把里面的李石清树立为正面人物。另外,他觉得《日出》第三幕‘宝和下处’的那一幕完全可以不要。”[ 丛昌沅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6级校友丛昌沅口述历史》,2014年9月2日下午,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楼·老干部活动室。]
  对此,另一位同学——顾嘉谷对此则有着不尽相同的回忆和看法:
  洪先生当时选择了《日出》……作为教学剧目。《日出》里人物很多很生动,人物形象很好把握,除了陈白露内心思想有些矛盾。其他人都没那么复杂,同学们都可以参与进来。刚开始让我演潘月亭的,可我怎么也演不像,我就演那个黄省三。至于丛昌沅讲要洪先生要把李石清当作正面人物,这个我倒没有看出来,我的理解是:洪先生要把李石清的地位突出起来,对着潘月亭,这样整个戏的矛盾冲突就起来。原来这个戏的矛盾冲突的焦点在幕后的金八,舞台上没有一个对立面。那么突出李石清就能让他和潘月亭在舞台上形成鲜明的矛盾冲突,其他的次要人物呢,都是可有可无的,烘托他们作为一群可有可无,醉生梦死受压迫的人。像方达生就是一个老好人,没有什么斗争心理,而陈白露在生活中摇摆于两个有权势的男人,最终自我毁灭。我认为,李石清不应该是正面人物,怎么也树立不起来的。应该说他是和潘月亭争权夺利,想把经理的位置搞到手。这是全剧次要人物的一个焦点矛盾。[ 顾嘉谷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6级校友顾嘉谷口述历史》,2016年2月14日下午,聊城大学西苑,顾嘉谷教授家中。]
  在给同学分配角色时,洪深先生从艺术需要与学生的具体条件出发,指出同学本人与剧中人物在外形上的差距,“扮演陈白露的同学个头不高、圆脸型,洪深先生就教她取其所长,避其所短,以流利的台词和台风来取胜,来演好这一角色。”[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
  由于剧校当时的学生,大都才十五六岁,并没有什么足够的社会经验来理解《日出》中的人物。洪深先生便用启发的方法乃至做示范的表演来引导、启发学生。比如《日出》第一幕中,从乡下来到大城市的方达生看不惯陈白露的生活方式,希望她抛弃这堕落的生活,和他一同离开这里。“可是演陈白露、方达生的同学,根本不懂什么叫谈恋爱,洪深先生叫方达生跪在陈白露面前求爱,那演方达生的同学仍然莫知所措。于是洪深先生叫他坐到他的位置上去,看他跪倒在陈白露面前,和陈白露在表演,然后再让同学排练。”[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
  至于《日出》第三幕中小东西被逼自缢的场面呈现。洪深先生在讲解这段戏时便结合自己的见闻,讲述小东西的身世,让同学们理解当时社会黑恶势力对她的摧残。“《日出》第三幕中有小东西被逼自缢的一个场面,洪深先生讲述小东西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寻短见,使同学们理解那种租界上、帝国主义统治下黑暗势力的可恨。” [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据当时的学生丛昌沅、俞慎生以及朱伯东的共同回忆:“洪深先生曾在抗战时期,在武汉[ 据顾嘉谷老师的回忆,此事应发生在今天愚园路上的张园里。],同田汉一起在一个马戏团一样的地方,看过女性和狗交配的表演”[ 2015年6月6日中午,剧校部分老校友为欢迎自美返沪的俞慎生夫妇,特在番禺路300弄内的申宴酒店设宴聚会,席间丛昌沅与俞慎生一同与笔者谈及此事。后在2015年12月20日下午,向朱伯东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时,亦提及此事。]。虽然此事荒唐至极,但也能帮助同学理解旧社会黑恶势力对于女性的摧残。
  同时,洪深先生很强调戏剧表演的“美”。顾嘉谷就回忆道,“洪先生还强调表演要美,就算是哭鼻子也不能眼泪鼻涕一大把。站要站得美,说话要说得美,笑要笑得美,哭也要哭得美,要令人耐看、爱看。洪先生主张要讲究美,声音要耐听,表演要耐看,反对自然主义的表演。念台词既要口齿清楚,又要抑扬顿挫,更应有真情实感。”[ 顾嘉谷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6级校友顾嘉谷口述历史》,2016年2月14日下午,聊城大学西苑,顾嘉谷教授家中。]
  在曹禺的笔下,小东西在《日出》第三幕是在舞台上自缢而亡。洪深先生认为这样的处理“不美,他将其改为让小东西双手拿着根绳子,先生转身背对观众,之后用非常缓慢地一步一移地向里面走去,最后急速地冲下后台,表示死在后面的地方去了”[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这样的处理就加深了这个人物的悲剧色彩。
  洪深先生不仅在课堂上积极为同学们排演,为了帮助同学进入角色,还让同学“带戏下生活”。在洪深先生生日之际,他所带的表演班全体同学都去他的住处祝贺。洪深先生很高兴地接待了同学们,就在这时洪深先生还不忘排演工作,“他仍教育学生生活于角色之中,他不叫同学的名字,而是叫‘福生倒茶’、‘陈白露招待客人’等等”[ 李家:《忆洪深先生教学二三事》,《横浜桥》,第51期,第2页。]
  洪深先生在《日出》的舞台调度上,也颇有巧思。当时被安排扮演方达生的顾嘉谷就记得:
  洪先生在排《日出》时,舞台设计也很巧妙,沙发背对着舞台面,陈白露在第一幕看窗花是对着观众演的,这样就很鲜明直观。我的戏就在沙发边上,舞台的右角,这样的表演效果就很强烈了。[ 顾嘉谷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6级校友顾嘉谷口述历史》,2016年2月14日下午,聊城大学西苑,顾嘉谷教授家中。]
  《日出》的角色虽然基本分派完毕,但毕竟剧校的学生没有类似的生活体验,很难把握好翠喜这个人物的感觉,不得已之下,洪深先生只能在排演第三幕时进行简化处理。“我们班里缺少能演第三幕里的翠喜这个人物的同学,所以这一幕就排一下,对一下词就拉倒了”[ 顾嘉谷口述、顾振辉采访整理:《1946级校友顾嘉谷口述历史》,2016年2月14日下午,聊城大学西苑,顾嘉谷教授家中。]。
  《日出》虽然仅仅作为洪深先生的教学剧目,未能搬上剧校的舞台。但这也不代表剧校师生不曾为之努力过。剧校在1948年11月间上演的《欲魔》以及11月底至12月初上演的由三个独幕剧拼贴而成的剧目《烟、酒、钱》。在随剧刊发的两期《剧讯丛刊》里,我们可以在“公演预告”中看见由许秉铎先生任导演的《日出》的赫然在列。[ 参见《剧讯丛刊》,1948年,之2期,第7页;《剧讯丛刊》,1948年,之3期,第3页。]
  洪深先生离开上海后,在许秉铎先生执导下,剧校也有将《日出》搬上舞台的打算。然而,时不我与,纷乱的时局,让这一班的大部分同学奔赴了解放区,这也使得该剧的上演化作了泡影。当时,在该班求学的丛昌沅是1942年就入党的老资格的“学生党员”,抗战时期就参加了新四军,在苏北解放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动。1946年因南通三一八惨案而转移到上海,当年秋正式考入剧校演员组。他在剧校里积极参加各类进步的学生运动,1948年秋,随着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国统区形势进一步恶化,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自1948年10月底至1949年1月初,丛昌沅先后六次往来于上海与苏北解放区,带领49名校内外的进步学生投奔解放区。其中大部分就是同班同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随着这些同学的离去,《日出》在剧校的上演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剧校同学在1948年年底上演了由时任剧校教务主任的吴天先生改编的《家》。但对于曹禺和吴天两个不同的改编版,剧校的师生们也有着更为开放的认识:
  曹禺先生的《家》里,以对人类的衷心之爱,用觉新和梅、瑞珏的爱作为全局发展线索,写新与旧斗争,写生活、写爱情与受难。吴天先生的《家》则以希望的召唤,用觉慧与鸣凤的爱作为全局发展线索,写个人主义的反叛精神,写屈辱、温情和斗争三种不同的青年的感情。在格调上,前者更抒情,更富于人性,后者更现实、更健而有力。
  对于这两部《家》的剧作,我们同样都爱不忍释,为了此时此地观众感情上的需要,为了导演和演员艺术技巧学习上的需要,我们选择了吴天先生的《家》来演出,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汲取了巴金先生和曹禺先生作品精髓。[《新剧目介绍——<家>》:《剧讯丛刊》,1948年,第四期,第7页。]
  从这些新近发掘的史料中来看,曹禺在民国时期创作的主要剧作:《雷雨》、《日出》、《原野》、《蜕变》、《镀金》、《北京人》,都曾出现在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的排演计划中。虽然最后仅上演了其中的三个剧目,但也可见曹禺剧作在剧校师生心目中的份量。假若不在风雨如晦的民国末年,相信剧校师生一定能给我们逐一呈现出一台台经典而又不乏创意的曹禺剧作。
顾振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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